從二元經濟到二元社會 懷念剛離去的曾澍基

劉廼強

  我三十多年的親密戰友曾澍基匆匆的離開了這個世界,平白錯過了馬上開場的又一次政治「完美風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力排眾議支持國家於1997年恢復行使主權,實行港人民主治港;九十年代初我們力拒「匯點」內部的錯誤路線,反對支持彭定康的「三違反」政改,與王卓祺等一起退出「匯點」;最近曾澍基與王卓祺還在探討民主和香港前途問題。他卻突因食而噎,傳來噩耗,「都冇你咁好氣」了!

好傢伙!你這才子這就走了,剩下的許多理論還未發揮,我只能在這裡選擇性的作狗尾續貂,以免失傳。

於回歸前夕,曾澍基預測香港未來將是「二元經濟」:當中一元是高增值低就業人數的環節,同時存在着另一個低增值高就業人數的環節,並預言香港將會「曼克頓化」。近二十年後的香港,二元經濟十分明顯,曾澍基不幸而言中了。

很奇怪,於回歸之後,曾澍基較少在他原創的「二元經濟」這議題上再作發揮。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香港今天很多問題,其深層次的原因之一是二元經濟。今天很多人不是說香港社會撕裂嗎?二元經濟必然產生二元社會,二元經濟兩個環節之間缺乏連接溝通(這才叫做「二元經濟」),社會不可能不撕裂。因此,要縫合社會,可以採取各種修修補補的方法,但正本清源,還要從香港的經濟結構入手。

大家不妨放眼望去,我們已經不可能以簡單的方法去描述今天的香港。你說香港清廉,但我們的前政務司司長因為涉嫌貪污,正在受審;我們的前特首被廉政公署調查了兩年,還未有結果公佈;而前廉署專員剛被調查完畢,雖未涉貪污,但其使用公帑卻被指有欠恰當。你說香港英語水平下降?但香港於回歸之後有近百萬人回流,當中有以十萬計的年青人在英語國家中出生或長期生活,英語十分流利;再加上大量中產孩子在國際學校和外國以英語接受基礎教育。以絕對數和人口比例計算,香港能操無本地口音英語的人比任何時期都要高。但是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以外的一大片,英語水平普遍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

以上述的例子作為窗口,我們可以窺見,操流利英語的人跟其他人,雖然同時生活在香港,但他們明顯是過着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看不同的電視節目,吃不同的食品,聽不同的音樂,看不同的漫畫,去不同的地方渡假……因而日常有不同的話題,對社會事物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香港是百萬富翁密度最高的城市,住在山頂的人,跟住在深水埗籠屋的人,是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兩股混不在一起的人,他們的價值觀念,特別是身份認同都大不一樣。

對於「英語人」來說,他們在一個純粹中國化的社會中會格格不入,所以很難完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在香港也是「居民」身份,雖云「永久」,香港始終只是他們當前的居住地,他們的屁股從來都沒有牢牢的釘住在這裡。

因此,香港有什麼風吹草動,或者他們對香港有什麼不滿,這些「居民」們腦袋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移民」— 雖然因為種種的現實考慮,他們最後大多未必真能離開香港。但香港有一大群身居要津的「成功人士」,對國家沒有認同,對香港缺乏歸屬,時刻都可能有離開香港的打算甚至行動,這個社會很難真正穩定。更大的問題是這些人被普遍認為是香港社會精英,順理成章的是香港未來治港人才的所在,從政者英語說不好的,被人恥笑,被社會歧視,例子已經有不少,港人已經習以為常,甚至習非成是了。

我們不要忘記,二元經濟當中金融等高增值環節中,還有大量「海歸」。我只能說,「海歸」對國家的認同,對香港的歸屬,都很不穩固,跟中產「英語人」於許多方面都更加接近。所以有不少「海歸」特別排斥「蝗蟲」、「港漂」。表面看來很奇怪,但是從「存在決定意識」看,其實很容易理解。

所以,二元經濟的影響十分深遠,需有先見之明及寬廣視角,曾澍基還可能末完全參透。這應該是一個學術研究的課題,有待如港澳研究會之類組織來認真處理。這裡只作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香港不可能參考曼克頓,因為紐約居民可以隨時遷往鄰近生活成本較便宜的新澤西。但香港居民因為主要是「一國兩制」的原因,很難在深圳以至珠三角地區居住和謀生,更不說非廣東話地區了。二元經濟多少是「一國兩制」限制居民流動的產物,如何促進陸港兩地人員自由往來應該是釜底抽薪的方法,但第一個反對的卻偏偏是長期固步自封,害怕「陸沉」的港人。決策者一定要從大從遠作考慮,香港一定要對內開放,一定要與珠三角經濟區融合,港深同城化勢在必行。

曾澍基明知二元經濟所帶來的許多不良後果,所以鼓吹香港要像新加坡那樣維持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避免「曼克頓化」。我持不同的意見,認為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毋須這樣做。我們曾就此公開作辯論,最後還是各持己見。現在看來,「本土經濟」已完全不切實際,但於上述經濟融合的同時,我們一定要盡快致力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產業多元化,工種多元化,逐步模糊二元的分隔。

此外,一些公共政策也要有所改變。例如要防止直資學校濫泛,造成沒錢便不能享受優質教育(即便是印象而並非事實),普羅大眾孩子注定要失敗於起點上的不公。甚至中學分區派位也會造成有錢人、好區、好學校的客觀效果。實踐證明,富人窮人雜居是最好的城市規劃。

哲人已逝。但願後來者比我們更愛國愛港,更具智慧!

從抗爭行動到理論實踐 懷念良師益友曾澍基

鄭毓盛

  對我們那些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人來說,曾澍基可算是個偶像級人物。他在學運火紅年代帶領社會派與國粹派交鋒的事迹,廣泛流傳。他所寫的文章,直接和間接啟蒙了很多組織中人。後來我成為他的碩士生,滿心歡喜。能夠和他共事二十年,在很多研究項目緊密合作,也是一種榮幸。

曾澍基雖是個風雲人物,待人接物卻沒有架子。無論與他是否熟絡,同事或學生,稱呼他一聲曾基,他一樣友善回應。他雖然出鏡不多,但知名度很高,那是因為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颳到香港,他在關鍵時刻,指出聯繫匯率制度的漏洞,提出改善建議並得到採納,成為拯救香港金融體系的英雄。知道他的歷史,以及關心經濟社會政策的人,都會知道他遠遠不只是金融專家,而是一個從抗爭行動轉到理論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

不只是金融專家

我大概在八四年開始看到曾基的文章。那時的學生組織有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傳統,也有理想主義傾向,一起研讀香港社運史、中國當代史和馬列毛思想等等,幾乎是每屆幹事例必舉行的活動。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史實很容易,明白馬克思如何批判資本主義,甚至用上有關術語批判香港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公也不算困難。但看到曾基的《香港與中國之間》和《巨龍口裏的明珠》,卻被帶進全新的思想領域。他示範如何活用非官方版本的唯物史觀,具體分析中國和香港問題。他考察香港資本主義所處階段的特性,解構特殊的殖民地形態,大膽地展開香港階級分析。而林彪之死、毛周的逝去、四人幫被捕等等,引發他思考的,不是宮廷權力鬥爭的故事會怎樣發展,而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前途和如何改革的 問題。那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熱情和冷靜分析歷史現實的智慧,洋溢於字裏行間。我那時驚覺社會派原來不只關心本土社會問題,而是極度關注中國的發展。香港和中國,都不是理想社會,都需要變革,但兩者歷史命運不可能分割,也是後來他鼓吹民主回歸的基礎。

我們主修經濟學的,對曾基另一面的發展又有特殊興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他開始更用心鑽研經濟學,並且有意識地引介後凱恩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宏觀經濟學等互有淵源的理論,並用之於分析香港經濟。這些經濟學理論,與我們在中大課堂所學的主流經濟學大相逕庭,思想衝擊強烈。大部分經濟學教科書所介紹的,大體而言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對調配資源的好處,只是在處理公共產品以及出現界外效應等「市場失效」的情况,政府才應該干預。而政府干預是例外情况,不是常態。這些理論可謂中庸而偏右。那時候港大的張五常,大力追捧芝加哥學派佛利民的思想,強調政府胡亂干預帶來的「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糟糕。「高斯定律」也受到廣泛宣傳;張五常相信即使有界外效應 ,政府也不必干預,清楚界定產權便可達至最高效率。至於香港政府,管治理念是「積極不干預」,經常以維護自由市場為由,拒絕任何形式的干預。

掙脫主流意識形態

曾基獨樹一幟,寫了一系列短小文章(後來收錄在《香港政治經濟學》),時而引用經濟大師的理論,時而引用日常生活或電視劇的小故事,說明自由市場的局限﹕市場經濟裏的個體,經常做瑣碎、邊緣和分割的決定,很難保證總體上是最佳效果。微觀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力量推動轉移結構轉型的不確定性,放任政策可能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惡果等,都是核心關注。市場經濟中經常出現供需失衡,主流經濟學視之為邁向市場均衡的過程,但他卻經常指出,這可能是由一個非均衡點(disequilibrium)走向另一個非均衡點而已。

姑且撇開哪一個學派更合理的問題不談,曾基在強大的官學一統的意識形態中,掙脫主流,足見他獨立思辨能力之強。在歐美的學術世界,本來就是百家爭鳴,多派林立。香港卻有強大的官學勢力,把自由主義經濟學等同為經濟學的全部,很不健康。人人都知道佛利民寫了本Free to Choose,宣揚自由市場,曾基卻介紹我們看Free to Lose,那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來解釋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剝削,作者John Roemer (目前在耶魯大學)是在主流經濟學頂尖的數理型期刊《Econometrica》發表了剝削和階級理論,再簡化成小書的。香港幾乎無人提過。

重視歷史和現實的分析

曾基最後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都不重要。他的文章有說服力和吸引力,除了表達技巧非常好之外,是它更重視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互動。戰後香港經濟的成功,不少人歸因於自由經濟,他卻能指出那是種種歷史因素,把資本和勞動力源源不絕推向香港,造就經濟繁榮。所謂資本主義也有不同形態,香港六七十年代就出現資本集中的過程,踏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主流的經濟學裏只有統一同質的勞工市場,以及沒有人格身份的資本和信貸市場,他卻分析香港地產資本集中後如何向其產業轉化和滲透。

經濟學這二三十年有很多新發展,修補舊理論的很多缺陷,各學派的界線也有點模糊。今天看來,曾基當年很多文章的「理論包裝」十分樸素,但應用到香港和中國現實卻是原創的,充滿洞見。這些早期的關注,令他保留了獨有的觸覺,一直能透視香港的關鍵問題。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出現新一輪製造業北移的浪潮,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幾乎被吸乾。他在九三年開始警告,香港大有走向「曼哈頓化」(Manhattanization)的趨勢,但在一國兩制下,中港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特別是人口)流動,單搞金融中心很難為幾百萬人提供充分就業,香港可能陷於「二元經濟」的困擾——世界級的金融專業部門和低技術、低收入部門並存。他又不斷警告,向地產傾斜的經濟結構及泡沫,隨時引發危機。印象很深的是,他在九七年接受《新聞透視》訪問時,說過擔心香港房地產會一直炒到回歸,然後出現「年初一效應」,即熱鬧的年三十晚過後,翌日滿街蕭條的景况。房地產泡沫不久之後就爆破,負資產成為常用詞。後來,他提出了優化二元經濟的意見,鼓吹政、商、學要組成「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製造新的火車頭。

 

另一例子是香港的壟斷問題。他從七十年代提出關注,九十年代進入消委會大力推動,到政府終於成立競爭事務委員會,並於去年委任他成為委員,整個過程可以看到曾基的遠見和不懈努力的成果。

曾基八月十六日離世,令人惋惜,懷念不已。他一生的貢獻,被充分肯定。我為他做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他臨近退休的時候,鼓勵他上臉書,並在我的辦公室示範怎樣開戶。這幾年他很享受在網絡世界跟新舊朋友和「粉絲」交往,也為我們留下更多的說話和相片。

能有這位朋友是我的幸運

呂大樂

  我是在成立「匯點」前後,才認識「曾基」的。在這之前,我只是他的讀者(他在1976年結集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之間》,啟發了當時很多有志於參與社會運動、文化批判的青年學生,這一點下面再談)、演講台下的聽眾。雖然若可引用社會網絡的理論來分析我們之間的連繫的話,彼此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理應相距不遠(分隔可能只得一至兩度),但現實是當時對我來說,他就是那個「曾基」。

 

最早接觸「曾基」是透過閱讀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可分為幾類。一是大塊頭、有註腳和參考書目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由色情文化到中共的集權式統治,他都能夠點出問題的社會、經濟基礎。那些文章的一大特色,是以理論介入現實,為社會運動提供一個理論基礎。前面提到《香港與中國之間》一書,就是這樣的一本文集。當年不少活躍分子不單止細讀他所提出的分析,而且還會以他所引用的書籍、論文,作為日後自學的入門書單。當年新左、西方馬克思主義、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青年運動的圈子裏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多少是因為「曾基」的引介和應用。

 

一貫的對準社會矛盾

第二類是一些小文章,短小精悍,一針見血。「曾基」用過不少筆名,其中之一是「素奇」。「素奇」會寫長篇大論的理論文章,但在早期的《號外》,也會寫一些辯論性的短文。記得他寫過幾篇談辯證法的,三言兩語便寫好一個大題目。第三類是創作式的文章,例如以「中環人」的姿態出現,嘻笑怒罵,大玩文化批判也。在以上三類以外,他還好像寫過有關青少年的深入報道,以另一種形式來揭示社會問題。

「曾基」就是這樣的一個多面手,但無論是寫哪一類題材,以哪一種風格來寫文章,他都是一貫的對準社會矛盾,切入社會議題。很多人會視他為一位理論家(大概是因為他早在學生時代寫文章便插入註腳、書目,而且對各種思潮都有一番見解),可是卻很少留意到,無論「曾基」寫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對毛時代的批判),又或者新資本主義底下的社會、文化現象(從新興的社會階級到消費主義抬頭),他都是針對題目、現象,嘗試進行分析、批評。他運用理論,同時也對一些思潮、理論家有深入的認識(例如很早便以專文系統地介紹佛洛姆的心理社會批判),不過多年以來我未有見過他會為了理論而理論,而忽略了切入社會議題和跟讀者對話的重要性 ── 批判是為了改變現狀。

 

所以,至今我仍覺得很多人都未有充份理解「曾基」和他的一班老友出版《文化新潮》的意義。其實如果該雜誌不是在形式上令很多讀者覺得頗不習慣(但編輯們卻可能很想產生這種非慣常化的效果),難以有耐性慢慢咀嚼的話,它便不會太快定型為抽象和理論化,而忽略了當中一些有趣的實驗。不過,無論如何,當時一批年輕的文化人 ── 而「曾基」是當中重要的思想領袖 ── 提出了文化批判的想法和文化策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於本地文化圈子熱鬧過好一陣子。

 

我開始會在一些會議中接觸到「曾基」,是香港前途問題剛出現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時候在親中陣營以外而會提出認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意見者,統統成為被批評的對象。某份本地英文報章甚至暗示那些人可能當過紅衛兵(後來該報刊出了一段簡短的聲明,表示所言並不準確),以打擊那批作者的形象。不過,也因為受到這樣的外來衝擊,那批人反而變得團結。這跟當中好些人後來將原本只是一個沙龍式的論壇組織「匯點」改組為論政團體有很大關係。而我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個香港前途充滿不確性的環境裏,開始跟「曾基」有較多的接觸。在我眼中,「曾基」不是政治人的類型,他更多是出主意,在意識形態上做工夫。在寫政綱、評社會政策時,他可以很具體,一點也不抽象空泛;對於細節,絕不馬虎。只是香港政治偏重選舉工程,又或者是議事堂上的表演,而輕視政策分析、研究,以致減少了「曾基」在這方面的發揮機會。

 

總有新見解

坦白說,如果從來沒有機會近距離跟他接觸的話,很容易會以為「曾基」這個人很「寸」── 他不是「沙塵」,更不是兇惡,而是「寸」。曾澍基能言善辯、思想敏銳,隨便給他一個題目,不但會講得頭頭是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會提出一些新的見解,令人恍然有所領悟。而更重要的是,在演講台上進行辯論的時候,他絕不會跟對手客氣。在他面前提出一些垃圾級的所謂分析,你將會「死」得很慘,給他盡情奚落。在辯論的過程之中,他不會怎樣手下留情。

 

我相信這多少與他的哲學訓練有點關係。在他面前,你總不能含糊其辭,或隨便的將個人感受當作分析。他不會要求你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但你也不可以講些似是而非的說話,以一些虛詞來掩飾在道理上的弱點。而他這個人可能太懂辯證法,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另一個觀點給你提出問題,一直辯論下去。話題談之不盡,每次分手之前,不忘下次再約。

 

跟他飲酒聊天,樂趣無窮,大家邊飲邊聊,毫無拘束。而「曾基」很有幽默感(這一點從他的表面可能看不出來),三句五句說話之後,會有一個「笑位」。

 

記得好幾年前跟他講過,我一直保存自己在1976年所買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事隔多年再翻一次,仍記得當時腦袋所經歷的震盪。「曾基」照例冷冷的回敬一句:那只證明當年大學裏的講師如何脫離社會而已。

 

能有「曾基」這位朋友,是我的幸運。

石縫中求存,奮勇向上的野草

劉山青

  一個風雲的起點,在一個風雲變色的前夕,離開了我們,結束了一個年代!

 

曾基 — 一個七十年代的名字,一個關心社會,參與學生運動的一群,經常掛在嘴邊的名字。

他領導我們與親中派學生鬥爭。他是一個風雲的起點。那時的女同學問我:「不知將來,哪一女子會是他的妻子?

其桀驁尚如斯,口頭彈:『超!』,不屑世間權威,他本身就是一個權威,他的朋友可能感到他難於親近。

近年我知道他常常獨自飲酒後,每每找他飲酒。好奇怪,他從來不主動找我飲酒,卻在去世前四天主動約我飲酒。這是第一次, 竟也是最後一次。

在言談中,,我明白到他的一生與天鬥,與人鬥,恆念自己中四時當童軍,荒野求生,獲頒女王童軍獎章的往事。

他在其小說《光暗時空》中描述自己一代是在石縫中求存,奮勇向上的野草。

他在患病做手術後,十多年來,每晚備受痛苦困擾,極需堅強意志支持。

我和他曾談及年老和死亡,他很豁達,明白世事無常。

此刻,我想到一齣西片《此時此刻》,一個小女孩在花園找到一隻受傷的小鳥,她媽媽告訴她:『當心,那是小鳥應該死亡的時候。』

他一生關心民主,在另一個風雲之前離開了我們。就讓我們記念這顆高貴的心靈吧。

劉山青 涕泣

「港式」存在主義者曾澍基

洪清田

  曾澍基之逝,是香港半世紀政經和社會運動幾道思潮的一條主線的結束;不結束的是幾千年來人類的「探討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他一生就是一次這個歷程;人人走過這條路,但雪泥鴻爪,各有不同。

他的燦爛不單在八、九十年代。七十年代初大學時代,同輩中就有不少崇拜者,其中一位如今做了阿爺還像小孩大刺刺叫他偶像;他沒有客套拒絕、也沒有接受,祇

在乎地抿抿嘴,「收到」,noted and thanks,「理所應然」,「無所謂」。

這就是曾澍基,一生對過程那麼著緊,玩十三張時的口頭襌是"I hate losing",但對成果很淡然。他像一個存在主義者,在逆流暢泳中找到自己,反建制、逆主流才神采飛揚;入建制、順主流時也是逆主流而泳。五十年來的幾個主要階段,他都有份參與改變了點香港,但永不滿足,祇想再超越,卻也自珍自娛,「不屑自傲的自我感覺良好」,但分不清因過去成功或往下的可能。或許這是典型的存在主義者  -「不安於現狀,在現狀和不安中感悟和回應生命,在感悟和回應中實現『以我為主』的存在,隨即再思超越……」。

像周錫輝,他走了,仍會叫幾代好友常思念,合乎Longtail理論。

曾基酷愛古希臘哲學,但似不大喜歡oratory;酷愛針鋒相對,贏了喜形於色(那是對對手的最大的敬重),但似不大喜歡單獨演講,獨個兒講幾句便反向走、自嘲冷諷。他愛在後座看台上,我在背後看他,四十年一直直覺他清晰思辯和嫻熟文字的底處和深遠是一個存在主義者,掙扎要落地實踐、超越再超越,最大成就可能就是以一生做了一個「港式」存在主義者。

香港自由港殖民地,一直都是人文化外之地堆填區。二十世紀中後期香港人文思潮和社會輿情話語主要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都是外來組織化,沒有本土自發「土產」。戰後西方存在主義六十年代初在香港已有點傳播,但小圈子裡稍為流行一陣子,沒生根蔓延。六、七十年代之交,戰後新生代成長的西方新左派(存在主義、年青馬克思、托派、無政府義者、結構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等等)和部份因受中國文化大革命感染匯成的學生運動和反越戰(毛派是其中一支),傳至香港,結合反共反蔣自由民主主義者,本土民間自發成為香港反資反殖反貪污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逆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商界學界大眾的主流,開拓四十年新空間,一條「土產」主線延續至今。

新左在曾澍基身上有最完整的感染和體現,遊行示威、非法集會和哲學、人文思緒、文學、美學、寫詩和拍8厘米電影,融為一體,空虛和充實、抑鬱焦慮和意氣風發無縫銜接。七十年代學運界「社會派」和「國粹派」的格鬥及香港的開放及轉型,八十年代開始的九七問題和民主化,回歸後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金融危機處理,曾澍基一生貫徹始終,成為思想、組織和行動(不同程度)要角之一。

按沙特的說法,存在主義者吸煙是把氣體的煙吸進體內,變成實體的自我。曾澍基把半世紀的「個人及群落的人生、香港社會和中國、世界和宇宙」的現象汲進體內,變成實體的自我。

他四十多年「個人自由跟群體共存」的矛盾中掙扎,可以分為五階段:(1)懵懂中自我啟蒙和啟蒙他人:探索人生,追求個人自由與思想、美學和道德,以及社會平等公義;反人的異化,反資反殖反貪,關注香港及中國民主化和反專制;介入生活、從現實出發實踐理論(方法學上,而非主體性的本土關懷);領導社會派與國粹派格鬥;反商品化、反消費主義、文化批判,《文化新潮》和《號外》。(2)迷惘期和轉讀中大MBA,以求更有效實踐「改變社會」。(3)九七問題:合創「匯點」、力倡民主回歸、政黨發展,競爭法,任港事顧問。(4)政府與市場角色、反(新)自由主義經濟,貨幣發行局,長波理論,二元經濟論、產業政策、中港融合、政策研究。(5)發病康復:教學、退休,寫小說,出版《光暗時空--短篇藝文集》,玩盡Facebook,旅遊,找朋友(劉山青等)聊天,「把紅酒飲進體內、變成自我」;和朋友合創社會民主基金和華基基金;要寫小說、不打算重寫《香港與中國之間》。

每階段他主要是用百多年新左思緒和理論及其在香港和中國的實踐。他自大學始,最大本事是可以把人家不懂的理念講清講楚,顯淺透澈,令人一看就明;進一步是縱橫活潑擴展,引人入勝,心滿意足;寫與讀雙方理解與被理解,對流一種幸福感。他讀哲學(和政治),而且讀通哲學,把一二百年西方思潮,以新左為主軸,貫通永恆基本和人生現況,政治(和經濟)就在其中,等而下之低層次。

然而,每天可見,香港和中國及「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問題遠超百多年視野和範疇,要實踐改變根本沒條件,必須先在各階段之間轉轍,人但可能迷失於「價值理想理念取捨實務、公私真假正反標準是非」的接駁口,偏離、變質,「抹黑」自己的臉,「搽禍」自己一生file。這是另一個existential choice。他轉轍之間,大致都回歸「價值理想理念取捨」。但留守他告別的階段的戰友,或會另有想法。他可能動氣,嘆說:「政見不同,難道幾十年朋友就沒朋友做了?!」(大意)

永遠懷念曾澍基!

李植悅

  我1975年剛進香港中文大學讀書,不久便透過畢浩明介紹認識了在中大唸工商管理碩士的曾澍基。 我開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特別是學生報的編輯工作,並籌組級社和跟畢浩明等參加學生會競選。曾澍基和馮可立等都是當時學生運動“社會派”有名的理論家,所以不時都會串聯、碰頭聊天、聽聽他們對國家、社會和大學生運動的意見。

由於談得投緣,也為了解決住宿的問題,方便上學和搞活動,1976年我便和曾澍基、畢浩明等七人串聯同住赤泥坪村34號二樓,號稱“赤泥坪34號公社”。當時譚家哲住我們樓上,張文光和張健波住33號,陳毓祥住果園,好不熱鬧。白天上課、搞活動,晚上書生論政,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經常通宵達旦,好不浪漫!有時晚上聽曾澍基和譚家哲的討論、辯論,才深知自己讀書不足,當時的水準和他們相距甚遠,在曾澍基的指導下我才開始讀西方現代哲學的書,尤其是新左、存在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性作品,所以曾基是我的啟蒙導師之一。

當時,年少氣盛,我看不順眼的老師不去上課,認為不好的課本也不會去翻,但對曾澍基隨口給我的書單,有意無意間提及的文章我都儘量去讀,因為一直很佩服曾澍基的學識和分析、研究能力,不論什麼題目,只要他一頭栽進去很快就是專家。

畢業後再常碰頭已是“匯點時代”,曾澍基是匯點的發起人之一,我是稍後在1983年才加入,他卻因反對匯點主流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在1993年離去,但我也一直不同意他的觀點,從此,各自忙事業,我便沒有再和曾澍基深入討論過問題。

匯點在中英1982年談判開始後便是第一個公開支持香港“民主回歸”中國的香港民間組織。匯點高舉“民主回歸”的旗幟,給當時香港的民主運動指出了目標和方向,成為民主派的主流意識形態。到1990年《基本法》頒佈,民主運動的注意力集中到過渡政治制度的具體方案,匯點內部開始出現明顯的不同意見,到“彭定康政改方案”推出,曾澍基和另外幾位匯點比較有影響力人物反對匯點主流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和匯點主流意見分裂,而當時匯點主席張炳良認為曾澍基等人的去向,對匯點有重要影響,所以在曾澍基表態離開匯點的那個週六,張炳良花了整整一個下午,在灣仔YMCA努力游說曾澍基等留下,繼續一起推行“民主回歸”運動,但都沒法改變曾澍基離開匯點的決定。曾澍基等離開匯點的決定,令我個人困惑了好一陣,因為這是第一次我和曾澍基對比較重要的社會運動、政治事件和策略的意見、信念有那麼大的分歧,當時張炳良因為博士論文要經常來回香港與英國之間,我常以匯點代主席身份,直接面對、處理幾位匯點重要人物與主流意見的矛盾,挺感受壓力,但我還是堅持了匯點主流意見經過兩次會員大會通過支持的“彭定康政改方案”。我和留下來的匯點人都一致認為曾澍基是有原則的人,不是投機分子,不是為丁點私利出賣自己的良知和原則。建制派以利合必以利分,民主派以意識形態合必以意識形態分,曾澍基是和我們有不同意見而離開匯點,只能彼此尊重,各從其志。

曾澍基是個很好的理論家、學者。他對基層有同理心、有真關懷,也不囿於象牙塔。重視社會實況、實踐,不會只在紙上談兵,有中國心的知識份子、有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骨,兼得西方知識份子的理性和嚴謹。如果不是身體和健康問題,毫無疑問他在學術的成就會更多、對社會的貢獻更大。曾澍基不是個很好的組織人,但他積極參加、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香港大學生運動“火紅年代”的“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裂,當時他是“社會派”的其中一位思想導師;匯點的成立高舉“民主回歸”,他是發起人之一和主要理論智囊。其後因政制方案而分裂,他選擇離開,以至今天社會面臨真假普選的抉擇和分裂,他還是堅持原則,意見有理有據。所以無論我是否同意他觀點、意見和選擇,我都衷心尊重他、尊敬他。

  永遠感謝曾澍基對我的啟蒙!言猶未盡,哀思無限,謹以下面的詩歌懷念曾基:

《關於超級月亮的懷念》

剛傳來噩耗

窗外的超級月亮就被烏雲籠罩

但月光仍然高高的照

哪是你眼光和灼見的穿透

要給我什麼預兆

我參不透

正如你那次突然離開後

我開始有點迷失苦惱

不是約好回歸後

我們從西向東走到界限街的盡頭

一起喝酒一起喝問香港歷史的起由

從不知道你轉世想做個天文學家比天高

我想我還是留在地球陪它自转轉在地面上繼續慢慢跑

不如 趁著超級月亮我們再約今年中秋

莫斯科紅場列寧的墓道

你替我解釋一下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的深奧

我剛從布拉格黃金巷22號回來帶著卡夫卡的手稿

向你投訴閱讀《興建中的中國長城》的枯燥

還是請你喝1953瑪高

哪是鄧麗君的酒

再唱34號公社好!

“I … was … mesmerized by the translations of Franz […]

我是曾澍基的學生

梁國雄

  周二早上,正在辦公室忙着應付到深圳之事,於構思致人大常委委員長張德江公函之際,劉山青緊張兮兮,神色凝重,一邊忙於搜尋電腦信息求證,一邊喃喃自語:「曾基死咗,有冇搞錯?」這也難怪,剛於上周二,我才與他聯袂應曾澍基之約,與一眾友人把酒暢談,盡興而別!分手之後,我於微醺之中致電這位老兄致謝,並促其保重,不想竟成永訣!「造物弄人」,此話非虛?

曾兄年紀比我大六歲,因而沾染1960年代青年激進運動亦更早,不若我於初中時受毛派學運影響,直至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始知毛澤東思想蠱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問題後,才斬斷毛派和中共的覊絆糾纏,參加了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成為一個托派。而他則於進入港大肄業後,主修哲學及政治,從存在主義、尼釆出發,進而接觸新左派思潮,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亦成為其處理感性與理性、批判與保守、革命與反動的利器。

猶記當時港大校刊《學苑》不但於學院流傳,更會發行報攤、書店,成為進步青年的精神食糧。有一次,我在其中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兆其」以小品文嘆咏於開會之後,進入茫茫人流之中,人群裏各自繁忙,行色匆匆,恍似各不相關、互不聞問的機械人,目光呆滯。寫到此處,作者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不單由於勞動異化為商品,而令勞動者疏離於生產過程,更因為大眾傳媒淪為商品,必須大量粗濫製作,更以刺激消費者官能慾望為目標,不停重複生產及擴大市場,由此形成單一維度,令人人愈加平庸,匯成為單向的人群,表面多姿多采,實則膜拜傳媒,形成社會控制機器。我讀後深受感觸,其後始知兆其也者,就是曾澍基筆名……

一葉知秋,他雖然日後轉行研究經濟,更且獲得學術界以至政府認許,並於浸會大學做教授春風化雨,但卻從不以泰山北斗自居,儼然一派學閥架子,除必要之學術論文之外,均能深入淺出,與人為善,致力於打破象牙之塔,讓知識之焰普照社群。我在其逝世後,到數碼港主持電台節目,於途中巧遇兩位電台員工,寒暄之下,始知他們曾是曾澍基高足,為其猝然離世神傷之餘,亦懷緬這位亦師亦友的好教授,經常「冇大冇細」與學生打成一片,就學科以外天南地北,寓指點於吹水之中!

由是,我亦想起我亦曾經是曾兄的學生之一。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不久,我不知從何得悉他與港大校外進修部合作,在中環街市三樓開班,題目是「現代社會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新左派思想、自由主義的入門簡介,每周授課一節,總共六課畢業。一來報讀人多,名額有限,二來阮囊羞澀,學費無着,只好與小友硬着頭皮冒昧搏懵做其旁聽生。曾老師每逢點名均詐作不知,只着大家於簽到表上塗鴉,從不仔細點算。

其後,我因為要組織同學聯誼學習,他更主動幫忙,代我等向一山書店聯絡,借出舉行場地,他不但不以我佔便宜霸位聽課為忤,亦不厭我乘勢拉攏群眾接觸托派之唐突。這個「人情」,他後來大概已忘得一乾二淨;然而,我欠其人情,又何止於此。2004年,我再度參加立法會議席競選,他當時食道癌病剛癒而需休養,得知我人馬單薄之餘,更加財力不勝,他二話不說,就慷慨捐出數萬大元,以濟我之慳囊,以助我發聲吶喊!

「人情」、「人情」,不外人之常情!作風即人,曾澍基兄常跟人家笑說:「他一生人的成就,就是面對食道癌不畏不懼,戰勝病魔,繼續生活!」不料,力克病魔,卻仍敵不過後遺的困擾!

蓋棺論定,應有違曾兄本意。在他思想歷程中,無論是存在主義的薰陶,以至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他都明白「身後名」之可笑。沙特有云,抉擇就是存在;卡繆則以希臘神祇西齊伐斯推石頭,鄙視命運之神之荒謬播弄。馬克思名言則是:「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曾老兄自當無憾無悔,走上另類旅程!

(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

回憶與曾澍基兄頻繁接觸的那一串美好時光

繆熾宏

坦白說,我也真的記不起是那一段時間認識曾基的。以年紀來說,他比我至少大五歳,是我的早一代。我也不屬於他的七十年代中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讀書小組或其他團體,跟著他在社會主義、左翼思潮及在學運中社會派與國粹派的爭論中去學習的成員。

時維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當時我是《香港經濟日報》的政治編輯,約從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間,我們共有三人,包括曾基兄、我及一位資深政務官列擎志 (Clinton Leeks) ,差不多逢每月 ( 或每三個月兩次)在當時灣仔的新世界酒店八樓的 Osasis 餐廳,擧行我們的討論會。由於列擎志是由英國內政部派往香港公務員體系擔當資深政務官員,也曾負責難民事務,為人相當開放及坦誠,我們的三人的談話可算是非常投契。在這三人中,我算是年齡最輕,也常就他們二人的一些對當時香港政經課題的觀察提出回應或另類的反應。

當時,香港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彭定康接任最後一任總督,而當時曾基兄正是一些政府重要諮詢委員會,如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加上當時中英對峙局面非常僵硬,我們三人談了很多中英關係、中美關係下的最惠國待遇, 以及香港最後過渡期種種光奇怪陸離的政經現象。由於餐廳是黃昏時段啤酒加上其他輕食自助餐, 我們三人可以由約下午五時半或六時,一談兩至三句鐘, 我總愛眺望着維港兩岸的黃昏海景,或有時在暑假前六至八月期間的狂風暴雨, 直至談飽了後回東區報館繼續開工。這個黃昏對談之約,可算是從側面認識曾基的為人—— 一位學識淵博、待人以誠、绝少说人壞話的君子。 但在他認為對的觀點上, 無論是對學術、時局判斷、中港發展等等, 他卻站得很穩,绝不退讓。然而,在表達反對看法之時, 他仍是這樣謙謙君子矣。

這幾年, 每逢碰上曾基時, 也常談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們

列擎志對談聚會, 總有着不少甜絲絲兒的回憶。他也是這樣回想的。

2011 年9月,曾基的老朋友,也是我們的老朋友方蘇,在港大、中大及科大同一時間辦了辛亥革命百周年的畫展。輪到中大崇基學院那一趟,因我們是義工, 而且我是中大畢業校友,便由我作部份發言。當時簡短分享的主題是:三位中大崇基人在中國情懷的課题上如何影響我。分享完後,曾基兄走到我前说,講得很捧!

在人生歷程中能認識像曾基兄這樣摰誠的君子、謙遜學者、思想上常激盪及啓發別人求真的朋友,是上主賜給我的珍寶!

別了,曾基 !

悼曾基:國族與本土、右翼與左翼

鄒崇銘

  突聞曾澍基教授(下稱曾基)在家中意外逝世,當下即有衝動想寫一篇悼文。和曾基個人絕對算不上相熟,但多年來從他所學獲益匪淺,因此這更多是一篇學術生平回顧,並側面襯托出香港四十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

社會派、滙點、本土左翼

余生也晚,聽得最多前人提及曾基的,是他在1970火紅年代新左理論導師的角色,開濶了國粹派以外社會派「反資反殖」的本土視野,一代學運、社運領袖皆深受其影響。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冒現,曾基參與發起的滙點,卻是最早提出「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套用今天的術語,曾基和當年的滙點均既有本土的視角,亦有國家民族的關懷,國族本土並無想當然的二元對立,應可稱為「本土左翼」的鼻祖——而到現在能剩下的還有多少?

不過,我從曾基身上學到最多的,始終是他經濟學的老本行。我作為一名經濟社會學者(economic sociologist),即使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亦能深切感受到香港受主流經濟學荼毒之深,以及作為一名另類經濟學者(alternative economist)的孤獨。最近我經常跟友人開玩笑說,將本地所有高等學府加起來,香港會有多少經濟學者?若把財務、會計、商管、房地產等等皆計算在內,大概也會有500名以上吧?但能對主流經濟學深切反省的又有多少?大概不會多於五名!而曾基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長波理論、聯繫滙率、二元經濟

最早開始迷上曾基,是由他所普及的「長波理論」(long wave theory)——在社會學則有相近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預視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必然是波譎雲詭的周期起伏過程,過度投資、消費不足和人口周期,則預視了經濟泡沫累積的必然規律。時值格老初任美國聯儲局局長,力挽1987年的股災狂瀾,愈益被吹噓成新經濟之神,二十年後卻竟化作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實不得不令人再思長波理論的警世寓意。

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滙點被併入民主黨後,曾基似乎已日漸淡出政論圈子,更多潛心鑽研專門的政策領域,尤其是競爭政策和聯繫滙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香港股滙備受國際炒家衝擊,金管局任總聞名於世的「任一招」,令香港頓變大鱷如取如攜的提款機。當時我剛好在《明報》當論壇編輯,曾基在思潮版發表了多篇關於「現代貨幣發行局」的專論,也就是其後「任七招」強化聯滙措施的雛型,香港亦總算避過了回歸後的首個巨劫。不過印象所及,金管局似乎從未公開提及曾基對捍衛聯滙的貢獻,任總新出的回憶錄《居安思危》就更肯定隻字未提。

亦是自1990年代初開始,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曾基則開展了「曼克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明顯地,曾基在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之餘,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人盡其材的機會以及生活質素的整體問題,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增長數據上的提升,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諷刺的是,特區官員至今仍不忘掛在口邊、力主學習的「新加坡模式」,便正正是將人視為原材料、「有增長、無發展」的典型例子。

資源流動vs.本土優勢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歴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前者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則後者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必須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十三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它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對曾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兇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優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

公共知識分子的羊腸小徑

近四十年來,無論是當下社會議題的評析,以至艱澀嚴謹的經濟學專著,甚至近年得了癌症之後,曾基的寫作生涯皆一直從未間斷。但必須同時承認,他在社會輿論上的影響力,卻早已大不如前。不少年紀漸長、位處廟堂之上的學者,皆無可避免逐漸與時代脫節,這顯然並非曾基面對的困局;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基的觀點是如此難得的貫徹始終,卻仍游刃有餘,緊貼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脈搏。問題倒是在於,無論在專業知識領域抑或公共領域,香港理性討論空間已愈來愈窄,中港矛盾激化壓倒了良性互動,民粹極端已掩蓋客觀分析的可能。

執筆之際,剛好在讀另一另類經濟學者許寶強的研究,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保守主義,與極右民粹主義本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觀念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和他的「對立小眾」,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的妒恨情感。」

打著官方推崇的意識形態霸權,為鞏固權貴的既得利益保駕護航,主流經濟學者在個人升遷榮辱上,所走的是金堆玉砌的陽關大道;相反堅持獨立思考和說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政商學殿堂的無限風光,所走的羊腸小徑卻仍不失清幽雅緻。這復令我想到許寶強近期的另一篇文章,談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痛斥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指出「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與「平庸」者——終日重復陳腔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

關於長波理論、競爭政策、聯繫滙率、二元經濟和中港融合各種專論,詳見曾基的個人網站:www.sktsang.com, 期望有心人日後仍能繼續將曾基遺作整理維護。

悼念曾澍基老師 (節錄)

 浸會校友

初會老師,乃於大二,授我等「經濟發展」學科。見其獨特之髮型,與心中之學者形象,不大相稱。細觀其貌,卻隱隱見其學者之風骨。老師學識廣博,治學嚴謹,見解精闢,諄諄教導,我等皆獲益良多。

憶去歲十二月,我等與老師相聚於馬會滿貫廳。老師好紅酒,故有一學長特備佳釀,與師暢飲。美酒佳餚當前,暢談往事、世事、經濟事,誠樂事也。話別之時,相約來年再聚。無奈自此一別,竟成永訣。

噩耗傳來,殊感哀傷。生欲敬而師不在,歎奈何。憶往昔,情難禁;雖永訣,情猶在。唯願老師,早登樂土,享天堂之歡。

黃文驥 (1983年畢業生)

大學年代中最幸運的就是遇到好老師,曾基是其中之一,他授課深入淺出,有幸他是我論文的導師,讓我獲益良多。有一次因工作緣故回浸會,一踏進走廊,在我身後有人叫我全名,原來是曾基,沒有想到他從背面也可把我以認出來,很是驚訝!隨後在他辦公室聊了很久,包括他之前患病的種種分享和退休後的計劃。還記得有一次在他的"主場"喝酒,見他隨和的和侍應們閑聊著;之後他聊起以前和太太去了不同的地方旅游,最喜歡的地點是青島。記得他說:喝完紅酒白酒後,一定要以香檳作為完美的結束。愛酒的曾教授,我會永遠懷念你和你的教導。

黃雅麗 (中國研究經濟專業1992年畢業生)

曾師賦予年青一代的鼓舞,是他的文人氣節。他在動盪變革的年代,以扎實的社會分析方法指導着後學。1989年入學是特別的一年。當年,曾師的愛徒鄭毓盛老師,帶領着我們剛踏進大學之門的小伙子,在陳文鴻教授CERD辦公室,浸大與中大學生奮進於思考與辯論之中,閱讀着非主流的變革思想,延續着對知識追求的熱枕。

因遇良師,使我青蔥歲月裡,追求過夢想,擁有過理想,燃起我們六四火紅年代一輩大學生,對社會公義的追求和反思。縦然對人生價值仍然枉然無知,但大學時代老師們培育我們的人文精神,至今未忘。曾師,影響着我們浸大經濟一代人,各自密密耕耘守住我們的理念,永遠懷念您!

蕭國強 中研經濟1989屆學生

曾博土是一位帶點高傲但極具才華的老師。當年我們一班同學對你都極為推崇,渴望上你的課。猶記得你當年在眾多同學中揀選我為你的研究助理,其實我至今都不明白為何你不揀選別的同學,他們都比我優勝,讀書比我勤力。也許你希望揀一個資質拙劣一㸃的,從而可以給他多一點的栽培。在過程中,我認識了許多理念,使我對計量經濟學產生了興趣。在畢業時、你也在我找工作一事上給我幫助和鼓勵。只是,我在這些事情上都辜負了你對我的期望。我從心底裡想向你說聲對不起。

你的學生 盧偉生

1987年浸會經濟系畢業生

作為 BBA的第一屆的畢業生,我對曾教授的離世感到難過。曾教授與胡敦靄老師是當年浸大的中國經濟專家,對經濟系的學術地位有極大貢獻。

 

Daniel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