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虛實中「原創者」從無到有的領導軟實力

--曾澍基與馬雲:人生的一次哲學實踐

洪清田

「創造」是有與無之間的「質變、突變」,卻又是一個漫長混沌的過程,超越「人」的因素和理解。「創造」是一個人不知怎的脫離現實,自願或不自願和現狀對立起來,陷於「未有、未知」的混沌之中,又回到現實現狀,因緣際會,一己的「虛」的矇矓意念轉化為思緒和行動,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破壞現狀、成就個人和公共的「實」事「實」物,近乎「無中生有」創出新現實和新常態。

大環境的「未有、未知」的混沌之中,際遇、性格和主動抉擇決定命運。絕大部份「正常人」害怕四周的「未有、未知」的混沌、漂游的不確定,奮鬥於和滿足於「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都由身邊家庭、學校、社會代為先驗決定,按圖循規蹈矩走完一生。人生的混沌虛實之中,曾澍基和馬雲都是身邊家庭、學校、社會的「脫稿」產物,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另類人」。

曾澍基在友儕間是個人自由者的左翼理論導師,師承「青年馬克思」,創出七十年代香港學運「社會派」領頭雁。他逸出身邊家庭、學校、社會,放眼千百年前和百多年前的西方哲學,性情類近魏晉名士風,個人要踐行年青馬克思的Total Man,卻又以個人魅力感染和引領百計的同志一起,幾年上街抗爭,打破現實世界的公私體制、規矩和法律,踐行和爭取社會進歩、平等和正義。面對社會和世事的重重阻力和「未然、未知」,「混沌」中他能「虛」能「實」,結合和跨越天份與能力、象形與文字、理念與行動、理想與道德、夢想與實現;他很「個人」,又能領導,從無到有創出一個自發自生自主的「社會派」。

馬雲創出「阿里巴巴」,從斯坦福大學的演講可見,他也類似這種另類人。

 

【二】

馬雲和曾澍基都是原創型,沒有師承,可以鑽時代大環境的空子,由生活現實一下子自由飛天,遨遊中外古今,做一個visionary,性格中都有一種「把理念轉化為行動、把理想轉化為現實」的靈光般軟實力,反覆抽離和投入、自省自況自嘲,像在自覺進行一個「可能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轉化」的哲學實踐。馬雲從行動出發,辯證往返於理念與行動的矛盾轉化,曾澍基從理念出發,辯證往返於理念與行動的矛自轉化。

馬雲在杭州西湖用免費導游換跟遊客學英語,趁開放改革大潮回到資本主義初階再出發,十多年來以21世紀新生IT科技把中國與世界億計的人連在一起,排除萬難幫個人和中小企業商貿交易,補中國歷史的空白。

曾澍基在香港殖民地從「後資本主義」和「後蘇中社會主義」的新左思潮開始,反資反殖反專制反異化反商品化,上溯西方哲學、結合香港和中國現實,貫通理論和實踐的對流;近半世紀「後六七」香港半世紀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思潮和群落的意識形態走向,都見他的一脈影響。

現實和未來的混沌中,「未然」和「已然」之間、「虛」與「實」之間,時與空難量,光與暗飄忽。面對現狀的重重阻力和「未然、未知」,他們結合和跨越天份與能力、象形與文字、理念與行動、理想與道德、夢想與實現,卻都有一種「務實精準簡約思維」--腳踏生活實地,為了生活/興趣/夢想/實踐理想或理念,把現實現象置於熟識的幾個維度和層次,學習和借用他人的paradigm and parameter,限制領域和變數在可控範圍,建構它們之間的動態和靜態關係,按邏輯轉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他們相信「哲學不是為了理解世界,哲學是為了改變世界」,哲學的宏遠廣濶理念和理想往往一下子回歸社會一般忘卻的事物的哲學根本,從根本大處小處再出發,細節慎密思慮,另闢蹊徑和體系,建構穩固系統和意外辯證轉化機制。他們利用各自社會大環境的空間,領著一群人,能放能收,有生之年真的見成效,虛虛實實另拓新天。

就實務事功而言,曾澍基和「社會派」一直備受垢病,被批和自認「組織鬆散、個人主義自由化,辦事能力差、效益低」,其實以當時多方環境和多層壓力形勢,以少敵眾,「績效」已不錯。曾澍基的領導方式是「個人自由」帶動「群體共存」,另有一套,長短優劣自在其中;若論組織、實幹和「績效」,肯定遠不及馬雲。

他們透徹梳理概念和矛盾,敵敵友友討論和爭論時每個維度、層次和關係、進路都要求明確紥實(有事實或理念邏輯支持),不容自己和別人含糊其詞。他們的思維和決策的那種飄忽神功,令同儕同行、朋友和媒界中人嘖嘖稱奇,祇反映香港和中國社會、學術界和知識界的機械官僚體制化的窄與僵和功能性。說是poverty of intellectuality已算抬舉,根本沒進入(香港)、不容進入(中國)intellectual層次。

 

【三】

回頭望,以曾澍基軟實力為「軟中心」的「社會派」真是奇怪的物產,由無中生有到化為烏有,幾年間人、事和思潮的聚聚散散,如風如雲飄過香港這土地心田,繪畫出一道人文風景。

六十年代,「香港版文革」的六七左派暴動失敗後,香港這化外之地原已貧瘠的思想界出現更大的真空,真空中祇有苟延殘喘的「英、美、親台中、親京中」四種建制官方意識形態、資源和組織。「親京中」和「親台中」偃旗息鼓三幾年,讓出了英美官方及民間偌大文化空間。西方戰後新生代文化(流行曲和電影、新左思潮和學生運動)湧港,歐風美雨瀰漫;「親台中」一蹶不振,「親京中」重整再出發。

西方受中國文革影響的學生運動和新左思潮,以及戰後新生代文化,借保釣運動由美國傳入香港社會和專上學生界。一小撮社會青年及專上學生和香港殘留的托派及無政府主義者,發起以「保衛釣魚台」及「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後來加上「反貪污、捉葛柏」)的反殖反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這股鬆散的本土自發新生力量(像四十年後的「學民思潮」)和完成重整後再出發的「親京中」(即後來「國粹派」)撞個正著。

這些自發的社會改革活躍分子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稱為「社會派」。「社會派」要超越香港「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不由身邊家庭、學校、社會代為先驗決定,自行介入香港現實生活,以「香港社會問題」為起點重心,開展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當時香港殖民政府建制。

「國粹派」相反,完全、徹底信奉中國的「已有、已知」的世界和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遵從一切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因而由中國指命對香港的態度,主張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認中關社」,取向名目和「社會派」差不多,但實質和取向相反,把「認識中國」作首位,其次「關注社會」,反對「非法/違法」衝擊香港社會。「認識中國」是無條件、無限認同文革後期(七十年代初期及中期)的一切中國政軍領導及政策都是「偉大、光榮、正確」。「關注社會」,應「實實際際」訪貧問苦、築路修橋,不應以往(非法/違法)遊行示威破壞社會穩定繁榮,批「社會派」不切實際、好高鶩遠,並從世界大局看香港,認為當時「中英關係大好、不是小好」,批「社會派」的反殖反資是為中國製造外交難題,替「蘇聯修正主義」張目,被利用。

新左思潮的「社會派」和香港原有英美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三者滙流成勢(之間有矛盾),再加上少許新亞新儒家蛻變的新一輩「文化派」,學界四方和「國粹派」及背後「親京中」纏鬥了三四年,由港大到中大到學聯組織和動員激戰連連。大學絕大部份學生不理會(不是近年後人好稱的「火紅年代」);活躍的學界則「大撕裂」,幾乎每個學生組織和團體都分派歸邊、對立和奪權政攻防。「國粹派」人數可能佔八九成,「社會派」則佔理論水平的優勢。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後,出現傳統文化原教旨式逆流,堅持「華夷之辨」、排外斥新,力言中「國」國故一切都是無以倫比的精「粹」,凡「國」必「粹」,歷史上稱「國粹派」。曾澍基把「國粹派」名號「賜」給香港大學信奉「凡是中國的就是好的對的」、主張「認中關社」的同學,「國粹派」一名後來通行於中文大學及大專界。

他領著「社會派」一群(「烏合」)同志以香港社會為平台、從個人及生活現實出發,由理論到實踐「探討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衝擊一切阻礙。「社會派」之中的主流是「一方面反(當時當權)毛、反(當時當權)共、反(當時當權)文革、反(當時當權)中,一方面更毛更共更左更中」,「國粹派」批之為「形左實右」、「小資」、「空想空談」、「托派」、「無政府主義者」。那幾年,他踐行「哲學不是為了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談笑用兵,似常在「玩」,貪「玩」,總覺得「好玩」。

 

【四】

曾澍基是個人自由者、左翼理論導師和魏晉名士風的矛盾三結合,「混沌」中清醒出入「虛」能「實」的理路,能個人率性(不任性)、能領導。他感染著「社會派」一群(「烏合」)同志以香港社會為平台、從個人及生活現實出發,由理論到實踐「探討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衝擊一切阻礙。「社會派」社會運動的遊行示威大都違法,但和香港政府的衝突反而不大(殖民地政府多樣化處理),反而是摃上(理論和政策)中國政府(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有些人積極關注大陸的民主化運動)。「社會派」對大陸「一方面反(當時當權)毛、反(當時當權)共、反(當時當權)文革、反(當時當權)中,一方面更毛更共更左更中」,「國粹派」批之為「形左實右」、「小資」、「空想空談」、「托派」、「無政府主義者」。

「國粹派」跟足中共上海和香港「白區」組織和運作方式,從由上而下大局原則原理出發,狠抓策略紀律,由下而上人人信奉理想真理,學堂上、宿舍裡和課外效外都深入生活細節和人際關係、務實苦幹,幾年內大勝,「學界江山一片紅」, 跟著跟四人幫下台大敗。依托「親京中」的政權和主權組織,「國粹派」的大勝和大敗練就一支滾雪球的隊伍,成為九七後香港最現代化、最實幹的一支治港者隊伍,遍佈官方到民間政商界及專業界。當年「國粹派」的「真理在我手、替天行道、簡單粗放、單元封閉忠誠、單向強勢蠻幹」的思維和作風及優劣長短處,在特區的政府及社會上不斷重複。

幾年間,「社會派」比「國粹派」更早曇花一現。曾澍基和新舊戰友曾致力以各種方式延續影響,但敵不過經濟規律,文化企業機構組織都難持久。後來金禧事件和開放改革初期的大陸民主運動和自由化的幾次事件,「社會派」已不存,轉向其他形式活動,他都積極關注和介入。一班人「屢敗屢戰」,累積下來是化整為零的深遠影響(主要是個體性和自覺意識、自由和民主,而非公共政策和政綱)。

 

【五】

七八十年代,曾澍基經一翻多重矛盾中的痛苦靈魂掙扎,結束無盡「虛」中的漂浮,在「實」的地方泊岸,換環境,有意識轉轍換軌,從馬克思的Total Man理念和美學「落地」,進現實建制經濟金融新領域,一窺體制及政策的究竟(可能是從「哲學實踐」改為「政策實踐」),成就下半生。

告別「哲學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的世界」(他在這「虛」世界其實實現不少「實」的成就成效,虛實之間整個過程由他自發自主自由,人生其樂何之),jump進他人控制的世界的,從自發自由自主的「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雲端下降到「體制政策、運作執行」層面,找自己的角色和實現一些什麼(也即「找自己」)。

大學時,他幾乎是「絕對自由人」,「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上自發自由自主游走古今中外,四方八面路路通,矛盾free-flowing;文章裡、友儕間和(社會派)組織裡隨時隨心所欲,直接由「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通往「現實現象現狀」,中間沒有隔著(現實世界)他人控制的世界的「體制政策、運作執行」。毛澤東49年後,內外繼續革命(文革)似乎就是要這樣踢開中共官僚體制(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的中間阻隔,像寫詩那樣隨心所欲,直接由「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通往「現實現象現狀」。馬雲則和毛澤東49年前一樣,中間隔著(現實世界)他人控制的世界的「體制政策、運作執行」,不能隨心所欲,但披荊斬棘把「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轉為「現實現象現狀」。

曾澍基知(可能也不知)jump後,那是另一個世界,「實現到的什麼」可能不是自己(原本)喜歡的,過程不由他自主自由,自發不了什麼(想到這就「沒勁」)。他奮鬥於、但不滿足於「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每天要跟大局整體做的工作「沒意義」(大學時常這樣講,但很不同)。但他總結和認識、下決心,果斷轉轍,jump。

進入九七問題,或者為了更大作為,進一步「哲學改變世界」,他選擇一個更大的平台和格局,以中國本位看香港這小平台和小格局。中國是另一個「已有、已知」世界和公私體制,另一種類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八十年代組成「匯點」,反社會潮流力主「民主回歸」,希望藉回歸爭取香港的民主化;九十年代中反彭定康政改方案一役脫離「滙點」,從此一大段時期跟以前戰友匯成的「民主派」立場相反,和「國粹派」和「親京中」共事,後來出任「港事顧問」,被懷疑變「親中」的「民族主義者」。他三十年來看出不同的香港和中國,專業上也有一大番作為,但失了不少七十年代的「魏晉」光彩。

 

【六】

大陸六十多年全民全面投入唯物辨證法的哲學實踐,香港百多年在西方星系中走另一條哲學實踐途徑,以多元自由開放摸索漸進發展,替中國、跟中國一起補「現代」課。百多年來各階段好好壞壞的香港問題,從來不單是香港問題,而是中國問題、世界問題、中西之間掀動全球人類的問題;九七問題不單是主權外交、國恥歷史及政經社會、生活方式的landscape shift,而是中西的千百年交流、衝突和融會直接在香港「上演」。

這個百多年歷史劇可分高中低三層面,最低層是日常可見的、即時悠關生死的實利實力(可稱為「用」),中層是群族的多層次政經、社會及文化結構、組織和體制(可稱為「體」),最高層是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以至貫通個人和群族的最高身份認同、美感和存在意識(可稱為「魂」)。西方五百年現代化是「用」、「體」及「魂」的全面restructuring 和re-configuration,中國和東方不能免,但又不願、不能、不敢、不屑,香港「拿來主義」向西方學一點應用性的「用」與「體」。

三十年來,香港社會以「(類)現代性」的個體主義和民主自由、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為主流,抗衡中國的「前現代」的封建專制和「超現代」的權貴專政。「香港與中國之間」這齣歷史劇,可能還要繼續百年。直接間接受曾澍基啟蒙的幾代人,像他七十年代上下求索香港、中國及中港之間的「人生、社會、世界、宇宙」,前仆後繼,初步從「用」、「體」上升到「魂」。他則主要把作用放在中國及中港之間的「用」與「體」。

[…]

永在我心

嚴愛群

  生命不在於長短,而在於有否意義。

我的摯愛六十四歲去世,但他的生命充滿意義。

他曾多次告訴我,無論他什麼時候離去,他已是無悔無憾。在他最關切或重視的三個社會經濟問題上,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包括港元聯繫匯率、二元經濟和香港的競爭政策。

我們相遇於曼徹斯特大學的學生時代。他的才智,他對不同事物 (包括經濟、政治、歷史、藝術、天文學等) 的知識,他的友善待人和待朋友們的慷慨,都深深吸引了我。我們結合後,更融為一體。我們知道大家心中所想,不須假以言詞。不過,我們還是有著很多知心話,我相信他告訴了我他過去的一切,由青少年時期到學運領袖等。

即使我們心意相通,我仍然不易完全理解他罹病後這麼多年裡承受的苦楚。過往的研究顯示食道癌病癒者平均可享壽十至十二年。他知道自己會有十二年,這是何其準確。他能這樣預測自己的壽命,應足以證實他不是一般的經濟趨勢預測者了。

近年,我的摯愛似預見他的時間有限,健康日益衰退,使他深受各種苦痛折磨。現在回顧,他應已開始準備讓我面對這终將來臨的一刻。他熱愛體育,喜愛看足球、網球、一級方程式賽車。他也十分喜歡駕駛,我們一起自駕遊在許多地方留下難忘的記憶。例如偏遠特別的地方,像挪威的海岸峽谷、冰島的環路、美國大峽谷、加拿大洛磯山脈、瑞士阿爾卑斯山脈、北海道、塔士文尼亞島等。但兩年前他不再在香港駕駛,每次出外都是我作司機。現在我明白他的原因了。

我的摯愛逝世,雖在意料之中, 我還是十分突然,痛楚難以忍受,我心裡的空虛再無物可填補。值得安慰的是,在最後的時刻裡,他沒有多大的痛苦。他不止一次告訴我,不願再回醫院,十二年前與癌疾搏鬥的經歷依然在目。他不怕肉體的痛苦,卻不願忍受困在醫院病床的不自由。現在他的意願實現了。他離去之前還有不少其它意願,例如往南極旅行,探訪Machu Picchu遺跡,我再不能與他同去了。但至少我可以滿足他的一個意願,就是對他說,他是我從來所碰到最富有智慧的人!

我的摯愛有許多愛護和尊重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以至他或許可能有的敵人,均一致讚賞他的智慧和分析頭腦。他曾抱怨說我從未說過他智慧過人。對我來說,我的摯愛像一個孩童,需要人呵護,做對了事希望得到讚揚。他不懂家務,也不知家中食油放在那裡,並且不會換燈泡。我從沒有當面讚揚他,卻一直在心裡以他的成就深深為傲。

我感謝我的摯愛與我分享生命。好時光我們一起歡樂,壞的時刻裡我們更愛對方。

他永遠在我心中!

愈來愈有人味的曾基

張家興

  「梧桐真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懷念曾基,我想借用三句說話。第一句來自北宋張耒:「梧桐真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歷史向前推動,不是出於任何一個人之力。但是,歷史中總有一些人不甘白活,在社會發展的一些重要關頭,挺身發聲,對社會所作貢獻亦特別突出、明顯。他們的離去,令人惋惜。曾基一生,包括活在癌病陰影下的12年,發聲不斷。他的離去,尤其令人惋惜。

我認識曾基,是間接的。1972年,入讀港大,認識了同班同學曾樹明。一天,曾樹明約我與他一起替學生會探訪申請助學金的同學。記得我當年騎著「棉羊仔」(電單車),載著曾樹明,到觀塘探訪了好幾位同學。而邀請他做這項工作的,就是當年學生會副會長、他的哥哥曾澍基。

三年大學,我參與了兩次社會運動:反貪污捉葛柏,和反電話加價。每次都有曾基的身影。1974年反電話加價,曾基更是帶著遊行隊伍由政府合署到皇后像廣場,拿著喇巴,沿途喊口號的那位。

隨後40年,在香港社會經歷轉折的一些重大課題上,都聽到曾基的聲音。包括: 80年代初針對97問題,在續約論甚囂塵土之際,堅持民主回歸 對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研究協助了港府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港元的沖擊 堅持香港政府承擔責任設立有效保障退休的制度 對香港二元經濟發出警號….等

曾基一生,出任多個公職。他前後是香港政府大約20個委員會的委員。但他的關懷,卻不局限於香港。曾基曾任中國暨南大學校外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訪問學者、新加坡東南亞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澳洲競爭和消費者委員。他發表多篇研究報告,不少涉及中國經濟發展,亞太經濟關係,和世界經濟危機。

迎風有聲,是曾基作為香港公民、中國公民、世界公民的寫照。在有需要他的地方,即使餘下數葉迎風,曾基仍然會發出他的一把清晰、明亮、誠懇、說理的聲音。

離世前,曾基仍然是港府競爭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我深信,如果他多活幾年,香港社會公平競爭的情況會不一樣。

  「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蔭來」

我借來懷念曾基的第二句來自北宋詩人徐俯:「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蔭來」。在表面上好像寂然不動的景象中看到深層的變動,在絕處中看到出路,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帶來驚喜。這就是曾基。

法國哲學家福柯說:靈性就是跨越。曾基一生,不斷跨越,亦與身邊的人一起跨越。曾基雖信奉唯物主義,我看他,比很多人更有靈性一面。

曾基的跨越,來自活在當下。他不迴避歷史現實當下表面的覆雜,亦有能力承載此刻現實的沉重和傷痛。他的靈感,來自當下。他的創意,也是在回應當下中呈現。

令人欽佩的是,曾基回應身邊發生的一切,用這態度。他對待自己的生命,也是用這態度。

與曾基談過話的人,都知道他說話言之有物,層層有新意。一些重覆,空洞無物的論調,很多時他會一語道破。

一次,我對他說:「你思考敏捷,一語中的。」他說:「我知。但是,我也因此付出代價。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難以接近;在我面前,不敢暢所欲言。」

我留意到,在近年一些聚會中,曾基說話收歛了,反應慢了。這並非顯示他的思想變得遲鈍;而是他考慮別人多了,給人留的餘地也多了。似乎,在展現光芒辯才和與人多點親近的兩者之間,它選擇了後者。

在曾基病患中,記得有一次我到醫院探望他。我提議帶領他透過意識的感受,讓全身放鬆、心神寧靜下來。他毫不猶疑,立即說好。我是沒想過他會這樣爽快答應的。在大約二十分鐘做意識感受的時間裡,他非常合作,非常聽話。之後,他說整個人寧靜了一點,全身放鬆了一點。

曾基知道自己欠缺甚麼。欠缺的就接受,不必考慮其他。他這個人思考精闢,但卻能自由地、單純地、如實地回應此刻的需要。

一次, 我們幾個人一起在又一城Dan Ryan’s飲酒,到後來只剩下曾基與我兩人。我們完全撇開社會話題,只回顧個人往昔,暢談人生起伏。那次不是腦袋與腦袋的對話,是兩個人生命的交流。我從未想過能夠與曾基有這種交流,那次,也是驚喜。

現在回想起來,我有一種感覺:跨越是曾基的天性。那次Dan Ryan’s的互動,是跳出舊框框、開創新模式的互動,過程中開拓了新疆界,接觸了生命前所未接觸過的新領域。

自Dan Ryan’s那次飲酒之後,我多次想主動約曾基傾談,奈何自己這段時間瑣事纏身,始終沒有做到,終於留下了一絲遺憾。 「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蔭來」。我接觸到的曾基,是活在當下、不斷從柳蔭撐出來、忠於自己、不斷跨越、愈來愈真實,愈來愈有人味的曾基。

曾基的驟然離去,提醒了我:對眼前朋友,不要遲疑,曉得珍惜。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

我想借來懷念曾基的第三句來自魯迅。魯迅說:「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空談(二)1926:四:20】 […]

香江炎夏悼曾基

鄧樹雄

曾基(曾澍基教授)是我在浸會大學(前身為浸會學院,於1994年10月升格為大學)經濟系共事最長的同事。他從1985/86年度起到2009/10年度,效力浸大經濟系長達二十五個學年之久。我於加拿大完成博士課程後,於1980/81年度重回浸會學院經濟系,並於1984/85年度出任該系系主任。曾基於1982年秋完成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碩士課程後,曾短暫的在浸會學院經濟系任教數月,故我那時亦已認識曾基,其後曾基到某大銀行任職經濟師。我們非常幸運能邀請他於1985/86年度再次加盟浸會學院經濟系,開展了他在浸會大學長達25年的教研事業。他其後於1988/89年度申請學習休假(study leave ),重回曼徹斯特大學進修經濟學博士課程(其博士論文專攻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並於1990年考取博士學位。曾基從學運領袖轉往商界,再進入學術界,以其紮實的哲學修養及重視實踐和關注社會民生的理論研究,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學術道路。

曾基心思慎密,富宏觀視野,先後參與浸大經濟系應用經濟專業及中國研究經濟專業的課程設計。該兩學士課程先後得到國際學術評審議會審批通過,這是當時浸會學院未升格為大學前開辦學位課程必經的嚴謹評審程序。曾基全程參與,貢獻良多!特別是他取得有關中國金融的博士學位後,壯大了經濟系有關中國經濟的教研實力,可見他除了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外,更配合經濟系的長遠發展。事實上,浸大經濟系的中國經濟研究,在本港及海外亦薄有聲名,不能不歸功於曾基及一眾研究中國經濟的同事。浸大經濟系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課程亦以中國經濟為主。當年曾基指導經濟系第一位碩士生鄭毓盛,傾囊相授,並一同於期刊發表學術論文。鄭毓盛博士剛於本學年當上浸大經濟系系主任,足見學術承傳,曾基亦堪足 告慰矣。

曾基醉心研究,在下列幾方面尤為突出: (一) 對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研究 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對香港極其重要,但本港學術界經濟學者真正認識此制度的不多,卻誇誇其談。曾基是本港經濟學術界少有的一位熟悉及研究此制度的專家。1983年9月港元急瀉時,他是某大銀行的經濟師,故印象深刻,由是開展了他對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深入研究。他於1996年應香港政策研究所之邀請,作有關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及政策的顧問研究。他發表的研究報告,可說是一份最完整、最詳盡及最具創見的有關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研究報告,有助特區政府應付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港元的衝擊。曾基更適時在《明報》思潮版發表多篇討論貨幣發行局的專題文章,讓各界正確瞭解港元聯繫匯率制度,貢獻甚大。曾基其後多年於多份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討論有關港元聯繫匯率制度面對的問題,而多份由國際著名學者或學術機構主編有關匯率制度改革的專題文集,有關香港部分多邀請曾基撰文,足見曾基已被國際公認為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的專家。此外,他出任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貨幣發行委員會委員前後長達14年之久,亦屬極其罕見,足見其專業水平深受政府重視。

(二) 對經濟體制改革之研究 九十年代前蘇聯東歐政治集團瓦解,成員國紛紛從計劃經濟轉向以市場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如何轉變則眾說紛紜。歐美經濟學者,特別是美國經濟學者,多倡一步到位、全方位開放的「震盪療法」,另一派則倡「漸進療法」。曾基屬後一派,他於1996年在學術期刊發表題為 “Against Big Bang in Economic Transition:Normative and Positive Augments”, 1996 , 20(2):183-193的論文,從多角度分析「震盪療法」之不足,為「震盪療法」與「漸進療法」的大辯論提供一理性分析,深受各方重視。曾基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深入研究中國金融體制改革。

香港重視商業經營,強調市場主導,影響了大專的經濟學課程。現在各大學多只提供商業經濟學專業課程,而傳統的經濟學課程式微,更少開設如經濟思想史或比較經濟制度等科目。學者的研究重點趨向抽象的數理模式和計量分析,以迎合歐美學術期刊的口味。因此,本地大學會培養出對現實經濟情況不甚了了的所謂世界級學者。曾基並沒有依循這一模式,他是香港少有的政治經濟學學者,有紮實的哲學根底,重視經濟體制和政策研究,抗拒美國標準,強調經濟學要回歸到政治經濟層面,難怪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非常倚重他。他出任各個諮詢委員會年期之長、範疇之廣、責任之重與貢獻之大,相信其他學者難出其右。

(三)對香港經濟前景之研究 曾基關心香港經濟前景,不認同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和缺乏發展策略的政策。但政府倚重大專院校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的支持,強調小政府及所謂審慎理財,抗拒制訂經濟發展策略的要求,無視自八十年代中起香港工業空洞化現象。故曾基於九十年代便不斷撰文批評香港經濟走向「曼克頓化」及只倚重金融業之害處;他更研究香港與內地,特別是與廣東經濟融合的問題,多次在香港及內地的學術研討會以此為題發表論文,提出政府的對應之道。當特區政府大力吹噓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人民幣離岸中心等中央援港措施的好處時,曾基於發表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tortion?”(2007,7(2),35-63)論文,指出兩地經濟融合是經濟實力不對稱的融合,若特區政府不能優化產業結構,繼續無所作為,恐怕香港經濟前景堪虞,足見曾基對香港經濟前景憂心忡忡,大異於主流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的盲目唱好。此文不單針對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對中央亦極具參考價值。曾基對香港市場的競爭狀況亦甚感興趣,早年研究香港的競爭政策,曾訪問多國的相關機構,交流競爭政策與立法經驗,對推動香港競爭政策立法不遺餘力。

啟發學生思維、教學表現優異 曾基除了研究成果豐碩所外,教學的表現極其優異,多年來其教學評估(Teaching Evaluation)表現均高踞經濟系的前列,多次獲頒最佳教師獎。他學問淵博,見解獨特,配合現實,用淺白的語言向學生傳授艱澀的課題,激發學生思維。當學生知道他快將退休時,就爭相修讀他的課程,因人數眾多,多次需要轉換到大課室上課。同學及校友們皆以曾修讀曾教授的講課為榮,對曾教授的突然辭世均深表惋惜與哀傷。

令人敬重的公共知識份子 無可置疑,曾基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受敬重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始終如一,就讀港大時是學運「社會派」的領袖,任教浸大時仍貫徹其關社精神。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參與有關本港人口老化及如何制訂退休保障政策的討論。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各界開始關注香港的長遠發展問題。由於港英政府雖自七十年代設立簡單的社會保障制度,但無法應付人口老化的退休保障問題,社會各界對此眾說紛紜。我系同事多建議成立中央公積金,商界則反對任何供款式的退休保障制度。當時兩間大學的經濟學者亦不贊成,認為個人會為其退休生活籌謀,在資本市場投資的表現往往更勝過中央公積金。港府為表示科學決策,遂於1987年由當時港府經濟顧問馬敬廉(Alan McLean)主持圓桌會議,邀請學界及商界的經濟學者出席研討。我系多位同事出席,會中我們極力推薦成立中央公積金,曾基的發言理據清晰,力駁持相反意見的前港大經濟系系主任張五常教授,爭辯之激烈,前所未見。

會議結束後,馬敬廉撰寫報告,向港府宣稱經濟學家認同不成立中央公積金制度。我們認為這一報告立場偏頗,因為當日會議未有結論,亦無投票,該報告亦未列出我們贊成的論點,於是我系去信港府強烈表達不滿,更在《信報》申述論點,與馬敬廉在《信報》筆戰數回。此事當時甚為轟動,我系各同事都熱烈參與討論,而曾基則是我系參與這次大辯論的大腦,他思慮慎密,條理分明,能言善辯,令對手難以招架。

港府對我系就退休保障問題的堅定立場及積極表態頗感驚訝。浸大經濟系開創了學術界公開挑戰港府經濟政策的先河,加上我對公共財政政策及曾基對於金融政策和發展策略不時作出批評和建議,當時傳媒曾稱我們的另類立場為「浸會學派」。曾基和我都不介意這種稱謂,這表徵了我們關心社會經濟發展和民生福利的立場,也可視為曾基當年港大「社會派」精神的延續。1994年前港督彭定康推出「老年退休金」諮詢文件,由當時的勞工處處長林煥光負責推介,當時有多達數十位的大專院校經濟系教授/講師聯署,在報章刊登聲明,反對彭定康建議。曾基和我都拒絕聯署,最終彭定康在商界、學術界及政界的反對下撤回動議。今天周永新教授應特區政府邀請,完成退休保障的顧問研究,提出老年金建議,但涉及新稅和供款。特區政府卻指問題複雜,對周教授的建議暫無立場,亦不表態,這種積極不關心的治港手法,怎能教人信服?想不到當前特區政府竟採取了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同樣的保守政策。曾基和我們多年來爭取成立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努力,恐怕會盡付流水,每念及此,唏噓不已!

曾基辭世,老將凋零,浸會學派的承傳,還看這一代學人。際此亂世,趨炎附勢、指鹿為馬者眾,更覺曾基風骨峭峻、剛正不阿,無懼的彰顯了一個知識份子可貴的良知。回望曾基璀璨的一生,他果真是巨龍口中的一顆耀眼明珠,閃爍生輝,照亮香江,啟迪我們。 曾基,我們永遠懷念你。

悼念摯友曾澍基 青年時代及其他

王卓祺

  我認識曾澍基已經40年有餘,這位老朋友是我大學學長。當年我倆一同參與70年代的學運,畢業後又與其他朋友一同創辦《文化新潮》雜誌、《匯點》論政參政組織、《香港社會民主基金會》智庫等,嘗試透過知識份子的努力,改革社會。在我的成長路上至今天臨近退休之年,曾澍基總是在我左右。我們有太多共同走過的日子。近日不時覺得若有所失,好像少了點什麼東西。總是問自己,若曾澍基還在身邊,他會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在他退休前後那幾年,差不多每一至兩個星期,我便找他在「快樂時光」把酒談天。我們言無不盡的,不止於社會、國家大事,還上至「第一因」的宇宙起源,下至黃金、股市、樓市;當然還有月旦同代人物、馬列毛以至凱恩斯炒股趣事。那種談笑間的暢快,如沐春風。

 

這位學識及智慧令我欽佩的好朋友,卻在大學時期,從不以老師教授的學問為參照標準,考試才現身,要教授出通告「緝拿歸案」。基本上,他是自學成材,好像毛澤東當年在北大圖書館博覧群書,打好他紮實及深厚的理論基礎。這種以文獻為追尋學問的方法,若缺乏了他的天資及融匯貫通的能力,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曾澍基一生不斷超越和超越自我,有尼采「超人

 (overman)的精神素質。不過,他從未以超人自許,並曾提及要批判尼采的個人主義及唯心學說。但他亦為尼采辯護,認為尼釆認同納粹主義是荒謬的説法。從馬克思、黑格爾、尼采、沙特、馬古沙、佛洛依德、毛澤東、鄧小平等抽象哲學或較具體的政治經濟分析、批判理論、精神心理分析、長波理論,還有朱光潛的馬克思美學,以至工商管理、經濟學、外匯黃金炒賣心得,曾澍基都有獨特的見解。若缺乏了尼采不斷超越自我的超人素質及過人智力,根本不成。我深信,在他心底裡,曾澍基對我輩嘉譽他為尼釆精神型超人,亦會欣然笑納!

曾澍基一生不是生活在雲端,他有融入現實世界的積極生活態度。他在《文化新潮》回應陳冠中的讀者來信時,坦然承認:「我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竟然朝九晚五做其中環young executive時,我只好還以苦笑,那似乎是表達無可奈何但又自信的唯一適當符號。」

 

在大學修畢政治、哲學後,他在二十六歳時轉讀工商管理碩士,並入職金融機構從事黃金及外匯買賣,體驗金融資本生產關係內的矛盾心情及非理性一面。後來他參與成立匯點及成為經濟學者,以透徹的政治經濟分析及專業經濟學識,積極影響公共政策,亦是不在雲端,接受現實矛盾的嘲笑、煎熬及挑戰。當年二十七歳的他,在《文化新潮》用素奇的筆名解釋疏遠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大師馬古沙(Herbert Marcuse)的理由:「他有著太多的理想和激請,而且學院味道過重,在眼前現實裡,我明顯地看出世界從不因理想而改變……。」

 

今天,曾澍基已離我們而去。他一生有沒有遺憾呢?他在奧巴馬2009年當還第一任美國總統之時,已向我表示,美國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華爾街製造出來的金融危機,奧巴馬應遲一屆當選,才能夠有較好政績。曾澍基這種戰略思維的洞見,令我徹底折服。

 

曽澍基可說生不逢時,一位鼓吹政府應該有較強角色介入經濟事務的經濟學家,卻遭遇着相信自由經濟的政府;現屆政府雖有機會改弦易轍,但是他礙於健康未能有太多貢獻。人生一世,有幾多位像清乾隆皇帝,能夠在晚年自稱「十全老人」。以曾澍基入世的態度,不活在雲端,他的成就自有公論。他的一生應該無悔!

 

我這位學養淵博、思想獨立,但又入世、不斷超越自我、有尼采的精神型超人影子的好朋友,終其一生,熱衷於追求知識、體驗生活的真味、社會進步及公義,是香港少有的真正知識份子。

曾澍基,你的音容永在我心中!

我的好友 曾澍基

王國柱

曾基是我結婚時的伴郎,可能不是很多英皇乃至港大的同學和朋友知道。

60年代末70年代初,年輕的我們是英皇(King’s)中六中七文科班和港大一年級(地理系)的同窗。校園內,他當社會派中堅人物的時期,我只是個游離分子。

港大畢業後,我們曾在同一所中學(深水埗佛教中學)任教;再後來,我們同是一家公司(洛奇)的股東;不過這商業項目沒有成績。

期間,我所熟悉的曾基,看似很酷 (cool),但我們卻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們連同另一位英皇預科同學號稱三劍俠,我們一齊行山,常從山頂走到香港仔。他曾教我游泳,我沒學成,還差點把他揑死;跟我們(我和準太太)外出吃飯、喝酒(中環富麗華劉伶吧,其中一次還是掛十號風球下)、家里打麻雀。我結婚時他是伴郎。

我和曾基的母親是街坊、和他的弟妹 (樹明、鳳娥) 都認識。

80年代初以來,我們各自忙碌,少了閒餘生活上的往來。但他還是把我引進了匯點,並當了第一任財政。他結婚了,走上了經濟學者的道路;我也離開香港到澳洲求學。在還沒有電郵的年代,我們只有幾次的書信往來。他的字跡可真夠格啊!

他病時,我到醫院探望他。現在,他走了!我除了震驚、悲傷之外,也就寫下了這些有關曾基和我,朋友之間往來的一鱗半爪,讓大家多一點了解曾澍基。

曾澍基與香港左翼政治

盧荻

曾澍基溘然離世,令人神傷。

今日人們所認識的曾基,大抵是一個專業學者、“沈悶科學”(經濟學)的大學教授,以研究宏觀經濟和滙率制度聞名。然而,在1970年代的後半期和整個1980年代,我們這些學生組織中人所認識的,卻是政治的曾基、學運前輩、社會派領袖、香港新左翼的理論家。

我在入大學前夕剛好讀了《香港與中國之間》,首次見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香港、中國的政治經濟分析,深感震撼。當時也就埋下了懷疑的種子,懷疑在香港的左翼各種流派,包括托派、毛派、無政府主義者、前紅衛兵、極左派等等,是否一如喋喋不休地宣道“自由世界政治”(現在叫做“普世價值政治”)的右派或宣道“上主的公義”的教徒信衆那樣,立場有餘分析不足?後來再讀到《巨龍口裏的明珠》和《五星旗下的香港》,在進步立場上和透視歷史中宣揚民主回歸論,這是我所認同的,種子也就發芽了,跟那些成立“香港公社”之類的革命立場拉開了距離(而當時還見到有極右港獨派卻歡迎這種立場)。

大學初期,我的時間大都耗在文社,主要興趣是文學和文化話題,所以喜愛《文化新潮》,欽佩曾基的文化論述,包括理論文章和反資反殖抗拒異化的文化、生活短評。後來做學生報才回到政治經濟問題。讀《左翼評論》,其中印象最深刻是論“中國社會主義歷程的轉折”一文以及有關“資産階級法權”的討論,自此對文革的性質心存疑惑,這在輿論一律妖魔化的氛圍中十分難得。當時,在學術研究層面,哈佛學者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那種高層權鬥的視角流行;後來有一次有位朋友在學習討論會上以這種視角分析評論,我就是因此提出質疑,提出是否應該從整體社會、歷史演化、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評論。

畢業了,我做新聞記者時偶爾也有采訪曾基,更多的接觸是在私人層面。那時我們一群人組成了讀書班,或更確切是讀報班,大量閱讀各種中國報紙,包括十分細微的行業和地方信息報章,這是類似於實地調查爲本的研究方法;曾基偶有參與,每次都能給我們提供理論洞見。當時我們幾個讀經濟學專業的,因爲厭倦了新古典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卻又期望留在這個專業當學者,都是以成功晉身學院卻仍能保留革命風格的曾基爲偶像。

這同一群人後來還組織了一個經濟人類學讀書班。在很不平靜的1988年,就是這樣一邊啃著社會研究理論,一邊密切追蹤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動態,同時在報章上發表了好些分析和評論文章,參與了好些熱門話題的爭論。當然待到1989年之後這群人就星散了,不僅是研究經濟的與文化研究的分化了,更是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分化了。歸根究底就是中國和世界巨變使得(“普世價值政治”式的)香港本土主義冒起成爲主流,民主回歸論愈來愈不見容於香港的政治氛圍,一直演化到今天幾乎被香港學運社運界唾棄了,而曾基甚至被貼上“政治上變得保守”的標誌。

那麽,民主回歸論究竟是什麽意思?意味著怎麽樣的政治實踐?

早在1982年,曾基是這樣說的:“我認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也希望見到香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直接參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換言之,在筆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所以,民主回歸論被唾棄,一個可能性是因爲放棄了(甚至是轉到了反對)社會主義立場;當年讀報讀書班一位朋友、今日的文化研究學者、致力於建構香港人的主體性的,就是明確地說在中國在香港社會主義是“已經破滅了的神話”,由此失悔於當年的主張民主回歸論。

在1994年,在“六四風波被騎劫。蘇聯東歐潰散,歷史終結論泛於全球”(陳文鴻語)的政治氛圍中,民主抗共論席捲香港政治,曾基的回應是:“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這是強調香港的發展,必須也只能與整體中國共甘苦,以及沒有歷史視野的、神學式的理論指導下的“普世價值政治”的偏頗。時至今日,民主抗共變成了民主抗中,左翼各個流派只是跟在本土主義勢力,甚至是港獨右派的後面搖旗呐喊。有一位當年的社會派鬥士、曾基的戰友,就是乾脆地將歷史(尤其是中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包圍這個事實)說成爲幻覺,同樣失悔於當年的主張民主回歸論。

對曾基而言,民主回歸論逐漸爲民主抗共論、甚至民主抗中論所替代,意味著直接的政治活動離他愈來愈遠,也意味著需要更具體地分析“國情”的歷史複雜性、以及更細致地闡釋民主回歸論的實踐策略。

離開直接政治活動的起始,是他在1993年退出了滙點。滙點是他當初參與創辦的政治團體,一直是民主回歸論的大本營,卻在新的政治氛圍中轉而決定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這種由殖民地當局在臨撤退時實施的政改,必然蒙上“普世價值政治”的色彩,與曾基所認同的中國-香港互動建設社會主義、詳加考慮“國情”同甘苦的民主回歸論,可說是南轅北轍;而他在團體內部對此大力反對無效,正是香港政治潮流轉變的反映。

我在前年寫了一篇短文《逝去的社會派》,其中有這麽一段:“然而它(指社會派)當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隔絕了歷史的社會,當它必須提出‘民主回歸’口號時,也就是無可避免要面對歷史了。當它將口號付諸實踐而處處碰壁時,對歷史的不同理解就終於導致灰飛煙滅的結局。今天香港已經見不到作爲思潮的社會派的蹤迹了,其代表人物中最能保持戰鬥力的,卻被困於中國視野與香港情懷的對立,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風潮、香港與內地經濟社會融合的爭議(尤其是保釣運動中針鋒相對),徹底反目。還有在這個對立中苦思冥想,借助辯證思維尋求突圍的,卻已經從各方面看都是邊緣化了。”

曾基在讀了這篇短文之後只是歎息一聲“逝去的終究逝去”。然而逝去之後還得面對未來,直至晚近他還是堅持民主回歸論,不僅是因爲它的現實性,更是因爲它的合理性。對待歷史容許不同的理解,但是左翼的政治實踐必須牢記自己的本原,不是神學式的信念,而是具體的現實分析,就正如曾基所說的:“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或許可以說,曾基其實也並不在意於離開了直接的政治活動,畢竟“普世價值政治”今日泛濫於全球,在自1950年代以來,始終處於冷戰前線的香港更是絕對的主流。他的堅持民主回歸論、以至立場相近的人們今日仍然堅持,就猶如堂吉诃德對抗風車,要旨不在於成敗、功利,而在於認定對錯堅持下去,愚公移山式地堅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曾澍基與香港左翼政治”。作爲他的學生和朋友,謹以此文爲紀念,以及接過他的負擔,堅持下去。

憶讀曾澍基先生

曾憲冠

  曾澍基先生辭世,是卜永堅教授傳來的消息。噩耗突然而來,初不以為意,不是每天都在臉書上看見曾澍基先生談今天吃昨天的剩飯,有時仰望深邃的星雲,然後又回到國民生產總值嗎?卜教授又在弄甚麼玩意兒?但一看之下,那是轉發陳文鴻教授的電郵,而且附有悼文,不是鬧著玩的。然而,上網谷歌,翻看臉書,又不見片言隻字。

這幾天,提起的人漸見其多,那麼的確是真的了。但是,怎麼又沒有新聞報道的呢?大概不過政府一個金融政策委員,做過港事顧問,不大有新聞價值吧。今天早上,太太起床後循例開了客廳的收音機,我還在床上半醒半睡的,頭腦一片懵然,卻忽然聽到了曾先生的名字,腦袋一轟,再也睡不下去了。

曾澍基先生的離去,令我想起黃繼持老師,因為兩人同樣歿於六十四之齡。同齡而逝當然不過是巧合,而同為教授,退休不久,也不見得格外突出。教人惋惜的是,兩人已經擺脫了工作的羈絆,而且已屆耳順之年,大概學問的揮灑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了,竟不料就在這金色的黃昏撒手人寰。據說,黃繼持老師並不以去後不留痕跡為可惜,曾先生則不得而知,但貪饞自私的讀者末學如我,只怕是不易甘心的。

其實,除了昔年一點因緣之外,曾澍基先生與我並無師友關係,卜永堅教授轉發電郵的名單之中包括我在,頗為不解。至於現在,則又來多所言語,總不免有妄自攀附的意味,然而我輩讀者末學驟失前輩通人,寧無痛惜之情,故又忍不住想說一兩句。

不錯,我是曾澍基先生的讀者,中學時讀《香港與中國之間》,還是最早的一山版。內容廣泛精彩,目光透闢銳利,多年沒有回顧,但現在印象猶存──那種睿智的思辨、俊逸的文筆,四十年來鮮有人及。我那時不過一個小孩子,只是一時讀到好書而感興奮,後來一想,則書中文章竟是曾先生作於二十多歲之時。開篇論林彪事件,既非反共式的揭秘以至幸災樂禍,也非從當權者的角度觀察,而是指點出權力轉移的體制問題。書中還有朱光潛美學與馬克思主義,這方面的論述在香港即使不是最早,也堪稱位列前茅。至於香港階級分析,大概可說是同類論述的開山之作,把左翼理論應用到香港的現實,後來又經轉刊重印,可見其重大意義。

再讀到曾先生的結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那個時期,曾先生連續出版了《巨龍口裏的明珠》和《香港政治經濟學》,路向已經轉移到經濟研究,《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那種風格已經不再。我記得那時不知所為何事,到處尋找曾先生的文字,鄭毓盛同學看見了,就來取笑。經濟研究我是不懂的,但《巨龍口裏的明珠》和《香港政治經濟學》還是讀得津津有味,當時有同感的也不只我一個,翁振輝同學就大讚其中貨幣套戥寫得十分過癮。除了聯繫匯率,還有的就是遊戲理論的囚徒困境,恕我孤陋寡聞,當年不大看見有人提及,我還是在曾先生書裏首先讀到的。也是鄭毓盛同學說的吧,<<巨龍口裏的明珠>>,光是書名就已經很了不得。若論說明議論的文字,我幾乎可以斗膽的說,曾先生的文章實在無人能出其右。(還有那一手秀氣的書法,當年曾有緣一睹。)至今所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論說,好像非把人悶出鳥來不可,要不就是學術大作,只合博士教授鑽研,與我輩讀者無干。

曾先生近年的興趣似乎又有了變化,從政治經濟轉移到文學去了,莫非是退休後有意遊於藝之故?年前讀了他的《光暗時空》,副題明言是短篇藝文集,其中更有標榜為小說的篇章。按諸他早年辦《文化新潮》,他對文化批評/判的興趣自屬不疑,但創作則又是另一回事。說到這裏,不妨岔開一筆,當年曾經聽他談及創作與批評的關係,意思大概是二者相互因依,只是並未用到辯證的字眼,也沒有進一步發揮下去。也難怪,其時他是浸會大學的經濟學講師。曾先生的文學作品,我實在有點不能卒卷,或者就說是讀不入吧。

說起《文化新潮》,不免遺憾,因為我至今未窺全豹。倘有有心人,能把舊物重理,掃描複印,裝訂成冊,少量流傳,以饗讀者末學,庶幾可免我輩圖書館之勞。順此一提,曾先生當年曾經提出文化策略的問題,場合已經記不起來了,其大意則是以為在香港當以「非現實」為手段,然後期諸十年,再作檢討反思。我一直在期望曾先生的檢討反思,現在距離那時已不只一個十年了吧,大抵他早已志不在此。只是,香港今日的文藝不可不謂不蓬勃,西九龍文化區又正密鑼緊鼓,但像曾先生的高屋建瓴卻又能有幾人?

寄澍基兄

陳文鴻

  相交四十年,亦師亦友,不僅為老同學老朋友,更是老戰友。舌戰唇槍與筆墨打字機並舉。一同入大學,一同從學運轉社運。我迷於書堆。曾基創大風社,還有紅漆武器。一山書屋、左翼評論、文化新潮,寄托了我們的革命感情。

七十年代不是革命年代。挫於四人幫、挫於毛周逝世。幸而曾基還是由商由金回轉學術,在港元瀕崩時立殊功。

八十年代民主回歸本是學運社運與國運相連的契機。滙點揭竿而起,風虎雲龍。六四當晚,支聯會與會眾十之七八為匯點中人,代表各方組織。逼港府出機北接亞視記者,圍港督府整晚而無絲毫碰撞,是匯點之功,也可見匯點能量、潛力。可惜六四風波被騎劫。蘇聯東歐潰散,歷史終結論泛於全球。九七前後,中國貪腐大潮驟起,神州陸沉。我們這樣清流,不上長安道,避之唯恐不及。能隱於象牙塔內,尚屬大幸。

知我者,二三子。五六年來,少杰早逝,啟華夭折,曾基遽去。今後登高臨遠,共念天地之悠悠,可有幾人?

愁為遊子心上秋。作為人生過客,我們已到秋冬,垂垂老矣,早已不能飯。

曾基赴英修博士課,赤柱宴別時,我曾唸姜夔的「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死別大於生離,泉台上下,應是寂寞如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附上心香一瓣,「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望結他生里」。

文鴻頓首。

[…]

歷盡波劫兄弟在

黎則奮

曾澍基是火紅年代的經典人物,是同代和六、七十後的思想導師,盡領風騷幾十載。他最近在家中意外驟然離世,死因荒誕,充滿存在主義色彩,不啻是知識初戀時期深受尼釆哲學思想影響的曾基底生命存在荒謬的寫照。

曾基的一生,標誌着本土戰後新生代在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歷史夾縫中的成長與掙扎、徬徨與吶喊,他的離去,亦象徵了一個時代終結的開始。因此,同代對他的辭世特別沉痛哀傷,我亦百感交雜,不期然墮入無盡的思憶裡,不能自已。

作為同年生的同代人,我慶幸在大學時期認識到亦師亦友的好友曾基。不必諱言,我真正的學問和知識基礎,不是從課室的教授學習的,而是與以曾基為核心的一群社運份子針鋒相對辯論和互相切磋得來的,那段歲月影響一生,永誌難忘。

曾基和我都是當年所謂「社會派」的核心人物,與受毛澤東思想和民族主義熏陶的「國粹派」激辯學運和社運的路向,以及中國和香港的主次矛盾問題。表面上,那些爭論已成歷史,實際上卻不斷重復,只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同面貌呈現出來而已,至今仍然延續不斷。令人遺憾又諷刺的是,因着不同的人生際遇、練歷和思想轉變,今天大家已經各有所向,分道掦鑣,走上不同的道路,甚至對立面。

近年來,我與曾基已甚少見面,相聚不多,不能不承認是刻意避免無謂的政治爭抝損害友情,反而面書上的交流較多,每每是在日常生活上的細節展示關懷,以及共同回憶過去大家熟悉的事蹟。想不到早前還看到他用英文記述他 一生最愉快和不愉快的歳月,出事當天下午他剛上載神采飛揚的最新肖像,轉瞬間便陰陽相隔,從此永訣。

同代好友要為追思曾基出本紀念冊子,我好想寫點東西,但千言萬語,思緒紛亂,感情複雜,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前年是九七年創辦的進一步出版社成立十五周年,江瓊珠等人力促我撰寫回憶錄誌慶,但因要為生活奔波,俗務繁忙,結果我只能口述,由江瓊珠筆錄、張月鳳編校,完成上卷,記錄生平所見所聞至九七年回歸,全書十六章,共十幾萬字。書本至今沒有出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想傷害朋友尤其是曾基的感情,也許多年或在我離世以後,回憶錄才會面世。至於九七年後至今的下卷,涉及在世的人物更多,情節更加敏感,恐怕要自己真正退隱江湖後,才可能有機會親自執筆,但能否成事,真箇是天曉得。

翻看回憶錄的文稿,有一段記錄了我和曾基的齷齪,解釋了雙方情理交錯、愛恨相纏的關係,君子相爭,不如不見。但歷盡波刧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記得曾基曾經教我,現實有多重層次(Different levels of reality),不必事事與革命和意識形態攸關,毋須執著,我相信他日黃泉相見,來世再會,大家又可言無不盡,相談甚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