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虛實中「原創者」從無到有的領導軟實力

--曾澍基與馬雲:人生的一次哲學實踐

洪清田

「創造」是有與無之間的「質變、突變」,卻又是一個漫長混沌的過程,超越「人」的因素和理解。「創造」是一個人不知怎的脫離現實,自願或不自願和現狀對立起來,陷於「未有、未知」的混沌之中,又回到現實現狀,因緣際會,一己的「虛」的矇矓意念轉化為思緒和行動,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破壞現狀、成就個人和公共的「實」事「實」物,近乎「無中生有」創出新現實和新常態。

大環境的「未有、未知」的混沌之中,際遇、性格和主動抉擇決定命運。絕大部份「正常人」害怕四周的「未有、未知」的混沌、漂游的不確定,奮鬥於和滿足於「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都由身邊家庭、學校、社會代為先驗決定,按圖循規蹈矩走完一生。人生的混沌虛實之中,曾澍基和馬雲都是身邊家庭、學校、社會的「脫稿」產物,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另類人」。

曾澍基在友儕間是個人自由者的左翼理論導師,師承「青年馬克思」,創出七十年代香港學運「社會派」領頭雁。他逸出身邊家庭、學校、社會,放眼千百年前和百多年前的西方哲學,性情類近魏晉名士風,個人要踐行年青馬克思的Total Man,卻又以個人魅力感染和引領百計的同志一起,幾年上街抗爭,打破現實世界的公私體制、規矩和法律,踐行和爭取社會進歩、平等和正義。面對社會和世事的重重阻力和「未然、未知」,「混沌」中他能「虛」能「實」,結合和跨越天份與能力、象形與文字、理念與行動、理想與道德、夢想與實現;他很「個人」,又能領導,從無到有創出一個自發自生自主的「社會派」。

馬雲創出「阿里巴巴」,從斯坦福大學的演講可見,他也類似這種另類人。

 

【二】

馬雲和曾澍基都是原創型,沒有師承,可以鑽時代大環境的空子,由生活現實一下子自由飛天,遨遊中外古今,做一個visionary,性格中都有一種「把理念轉化為行動、把理想轉化為現實」的靈光般軟實力,反覆抽離和投入、自省自況自嘲,像在自覺進行一個「可能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轉化」的哲學實踐。馬雲從行動出發,辯證往返於理念與行動的矛盾轉化,曾澍基從理念出發,辯證往返於理念與行動的矛自轉化。

馬雲在杭州西湖用免費導游換跟遊客學英語,趁開放改革大潮回到資本主義初階再出發,十多年來以21世紀新生IT科技把中國與世界億計的人連在一起,排除萬難幫個人和中小企業商貿交易,補中國歷史的空白。

曾澍基在香港殖民地從「後資本主義」和「後蘇中社會主義」的新左思潮開始,反資反殖反專制反異化反商品化,上溯西方哲學、結合香港和中國現實,貫通理論和實踐的對流;近半世紀「後六七」香港半世紀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思潮和群落的意識形態走向,都見他的一脈影響。

現實和未來的混沌中,「未然」和「已然」之間、「虛」與「實」之間,時與空難量,光與暗飄忽。面對現狀的重重阻力和「未然、未知」,他們結合和跨越天份與能力、象形與文字、理念與行動、理想與道德、夢想與實現,卻都有一種「務實精準簡約思維」--腳踏生活實地,為了生活/興趣/夢想/實踐理想或理念,把現實現象置於熟識的幾個維度和層次,學習和借用他人的paradigm and parameter,限制領域和變數在可控範圍,建構它們之間的動態和靜態關係,按邏輯轉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他們相信「哲學不是為了理解世界,哲學是為了改變世界」,哲學的宏遠廣濶理念和理想往往一下子回歸社會一般忘卻的事物的哲學根本,從根本大處小處再出發,細節慎密思慮,另闢蹊徑和體系,建構穩固系統和意外辯證轉化機制。他們利用各自社會大環境的空間,領著一群人,能放能收,有生之年真的見成效,虛虛實實另拓新天。

就實務事功而言,曾澍基和「社會派」一直備受垢病,被批和自認「組織鬆散、個人主義自由化,辦事能力差、效益低」,其實以當時多方環境和多層壓力形勢,以少敵眾,「績效」已不錯。曾澍基的領導方式是「個人自由」帶動「群體共存」,另有一套,長短優劣自在其中;若論組織、實幹和「績效」,肯定遠不及馬雲。

他們透徹梳理概念和矛盾,敵敵友友討論和爭論時每個維度、層次和關係、進路都要求明確紥實(有事實或理念邏輯支持),不容自己和別人含糊其詞。他們的思維和決策的那種飄忽神功,令同儕同行、朋友和媒界中人嘖嘖稱奇,祇反映香港和中國社會、學術界和知識界的機械官僚體制化的窄與僵和功能性。說是poverty of intellectuality已算抬舉,根本沒進入(香港)、不容進入(中國)intellectual層次。

 

【三】

回頭望,以曾澍基軟實力為「軟中心」的「社會派」真是奇怪的物產,由無中生有到化為烏有,幾年間人、事和思潮的聚聚散散,如風如雲飄過香港這土地心田,繪畫出一道人文風景。

六十年代,「香港版文革」的六七左派暴動失敗後,香港這化外之地原已貧瘠的思想界出現更大的真空,真空中祇有苟延殘喘的「英、美、親台中、親京中」四種建制官方意識形態、資源和組織。「親京中」和「親台中」偃旗息鼓三幾年,讓出了英美官方及民間偌大文化空間。西方戰後新生代文化(流行曲和電影、新左思潮和學生運動)湧港,歐風美雨瀰漫;「親台中」一蹶不振,「親京中」重整再出發。

西方受中國文革影響的學生運動和新左思潮,以及戰後新生代文化,借保釣運動由美國傳入香港社會和專上學生界。一小撮社會青年及專上學生和香港殘留的托派及無政府主義者,發起以「保衛釣魚台」及「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後來加上「反貪污、捉葛柏」)的反殖反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這股鬆散的本土自發新生力量(像四十年後的「學民思潮」)和完成重整後再出發的「親京中」(即後來「國粹派」)撞個正著。

這些自發的社會改革活躍分子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稱為「社會派」。「社會派」要超越香港「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不由身邊家庭、學校、社會代為先驗決定,自行介入香港現實生活,以「香港社會問題」為起點重心,開展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當時香港殖民政府建制。

「國粹派」相反,完全、徹底信奉中國的「已有、已知」的世界和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遵從一切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因而由中國指命對香港的態度,主張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認中關社」,取向名目和「社會派」差不多,但實質和取向相反,把「認識中國」作首位,其次「關注社會」,反對「非法/違法」衝擊香港社會。「認識中國」是無條件、無限認同文革後期(七十年代初期及中期)的一切中國政軍領導及政策都是「偉大、光榮、正確」。「關注社會」,應「實實際際」訪貧問苦、築路修橋,不應以往(非法/違法)遊行示威破壞社會穩定繁榮,批「社會派」不切實際、好高鶩遠,並從世界大局看香港,認為當時「中英關係大好、不是小好」,批「社會派」的反殖反資是為中國製造外交難題,替「蘇聯修正主義」張目,被利用。

新左思潮的「社會派」和香港原有英美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三者滙流成勢(之間有矛盾),再加上少許新亞新儒家蛻變的新一輩「文化派」,學界四方和「國粹派」及背後「親京中」纏鬥了三四年,由港大到中大到學聯組織和動員激戰連連。大學絕大部份學生不理會(不是近年後人好稱的「火紅年代」);活躍的學界則「大撕裂」,幾乎每個學生組織和團體都分派歸邊、對立和奪權政攻防。「國粹派」人數可能佔八九成,「社會派」則佔理論水平的優勢。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後,出現傳統文化原教旨式逆流,堅持「華夷之辨」、排外斥新,力言中「國」國故一切都是無以倫比的精「粹」,凡「國」必「粹」,歷史上稱「國粹派」。曾澍基把「國粹派」名號「賜」給香港大學信奉「凡是中國的就是好的對的」、主張「認中關社」的同學,「國粹派」一名後來通行於中文大學及大專界。

他領著「社會派」一群(「烏合」)同志以香港社會為平台、從個人及生活現實出發,由理論到實踐「探討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衝擊一切阻礙。「社會派」之中的主流是「一方面反(當時當權)毛、反(當時當權)共、反(當時當權)文革、反(當時當權)中,一方面更毛更共更左更中」,「國粹派」批之為「形左實右」、「小資」、「空想空談」、「托派」、「無政府主義者」。那幾年,他踐行「哲學不是為了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談笑用兵,似常在「玩」,貪「玩」,總覺得「好玩」。

 

【四】

曾澍基是個人自由者、左翼理論導師和魏晉名士風的矛盾三結合,「混沌」中清醒出入「虛」能「實」的理路,能個人率性(不任性)、能領導。他感染著「社會派」一群(「烏合」)同志以香港社會為平台、從個人及生活現實出發,由理論到實踐「探討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衝擊一切阻礙。「社會派」社會運動的遊行示威大都違法,但和香港政府的衝突反而不大(殖民地政府多樣化處理),反而是摃上(理論和政策)中國政府(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有些人積極關注大陸的民主化運動)。「社會派」對大陸「一方面反(當時當權)毛、反(當時當權)共、反(當時當權)文革、反(當時當權)中,一方面更毛更共更左更中」,「國粹派」批之為「形左實右」、「小資」、「空想空談」、「托派」、「無政府主義者」。

「國粹派」跟足中共上海和香港「白區」組織和運作方式,從由上而下大局原則原理出發,狠抓策略紀律,由下而上人人信奉理想真理,學堂上、宿舍裡和課外效外都深入生活細節和人際關係、務實苦幹,幾年內大勝,「學界江山一片紅」, 跟著跟四人幫下台大敗。依托「親京中」的政權和主權組織,「國粹派」的大勝和大敗練就一支滾雪球的隊伍,成為九七後香港最現代化、最實幹的一支治港者隊伍,遍佈官方到民間政商界及專業界。當年「國粹派」的「真理在我手、替天行道、簡單粗放、單元封閉忠誠、單向強勢蠻幹」的思維和作風及優劣長短處,在特區的政府及社會上不斷重複。

幾年間,「社會派」比「國粹派」更早曇花一現。曾澍基和新舊戰友曾致力以各種方式延續影響,但敵不過經濟規律,文化企業機構組織都難持久。後來金禧事件和開放改革初期的大陸民主運動和自由化的幾次事件,「社會派」已不存,轉向其他形式活動,他都積極關注和介入。一班人「屢敗屢戰」,累積下來是化整為零的深遠影響(主要是個體性和自覺意識、自由和民主,而非公共政策和政綱)。

 

【五】

七八十年代,曾澍基經一翻多重矛盾中的痛苦靈魂掙扎,結束無盡「虛」中的漂浮,在「實」的地方泊岸,換環境,有意識轉轍換軌,從馬克思的Total Man理念和美學「落地」,進現實建制經濟金融新領域,一窺體制及政策的究竟(可能是從「哲學實踐」改為「政策實踐」),成就下半生。

告別「哲學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的世界」(他在這「虛」世界其實實現不少「實」的成就成效,虛實之間整個過程由他自發自主自由,人生其樂何之),jump進他人控制的世界的,從自發自由自主的「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雲端下降到「體制政策、運作執行」層面,找自己的角色和實現一些什麼(也即「找自己」)。

大學時,他幾乎是「絕對自由人」,「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上自發自由自主游走古今中外,四方八面路路通,矛盾free-flowing;文章裡、友儕間和(社會派)組織裡隨時隨心所欲,直接由「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通往「現實現象現狀」,中間沒有隔著(現實世界)他人控制的世界的「體制政策、運作執行」。毛澤東49年後,內外繼續革命(文革)似乎就是要這樣踢開中共官僚體制(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的中間阻隔,像寫詩那樣隨心所欲,直接由「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通往「現實現象現狀」。馬雲則和毛澤東49年前一樣,中間隔著(現實世界)他人控制的世界的「體制政策、運作執行」,不能隨心所欲,但披荊斬棘把「意識意境意義意念思維feel」轉為「現實現象現狀」。

曾澍基知(可能也不知)jump後,那是另一個世界,「實現到的什麼」可能不是自己(原本)喜歡的,過程不由他自主自由,自發不了什麼(想到這就「沒勁」)。他奮鬥於、但不滿足於「已有、已知」的世界的公私體制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每天要跟大局整體做的工作「沒意義」(大學時常這樣講,但很不同)。但他總結和認識、下決心,果斷轉轍,jump。

進入九七問題,或者為了更大作為,進一步「哲學改變世界」,他選擇一個更大的平台和格局,以中國本位看香港這小平台和小格局。中國是另一個「已有、已知」世界和公私體制,另一種類的範疇、結構、層級、途徑和位階、標準和意義、可能與不可能、應該與不應該。八十年代組成「匯點」,反社會潮流力主「民主回歸」,希望藉回歸爭取香港的民主化;九十年代中反彭定康政改方案一役脫離「滙點」,從此一大段時期跟以前戰友匯成的「民主派」立場相反,和「國粹派」和「親京中」共事,後來出任「港事顧問」,被懷疑變「親中」的「民族主義者」。他三十年來看出不同的香港和中國,專業上也有一大番作為,但失了不少七十年代的「魏晉」光彩。

 

【六】

大陸六十多年全民全面投入唯物辨證法的哲學實踐,香港百多年在西方星系中走另一條哲學實踐途徑,以多元自由開放摸索漸進發展,替中國、跟中國一起補「現代」課。百多年來各階段好好壞壞的香港問題,從來不單是香港問題,而是中國問題、世界問題、中西之間掀動全球人類的問題;九七問題不單是主權外交、國恥歷史及政經社會、生活方式的landscape shift,而是中西的千百年交流、衝突和融會直接在香港「上演」。

這個百多年歷史劇可分高中低三層面,最低層是日常可見的、即時悠關生死的實利實力(可稱為「用」),中層是群族的多層次政經、社會及文化結構、組織和體制(可稱為「體」),最高層是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以至貫通個人和群族的最高身份認同、美感和存在意識(可稱為「魂」)。西方五百年現代化是「用」、「體」及「魂」的全面restructuring 和re-configuration,中國和東方不能免,但又不願、不能、不敢、不屑,香港「拿來主義」向西方學一點應用性的「用」與「體」。

三十年來,香港社會以「(類)現代性」的個體主義和民主自由、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為主流,抗衡中國的「前現代」的封建專制和「超現代」的權貴專政。「香港與中國之間」這齣歷史劇,可能還要繼續百年。直接間接受曾澍基啟蒙的幾代人,像他七十年代上下求索香港、中國及中港之間的「人生、社會、世界、宇宙」,前仆後繼,初步從「用」、「體」上升到「魂」。他則主要把作用放在中國及中港之間的「用」與「體」。

這四十多年,一如百多年,香港在中西landscape shift中,中港、中國與世界是千百年的dimension、層次和課題,錯綜複雜。香港屢屢躲過驚濤駭浪,而且無意間像「變壓器」那様,替中國把西方衝擊化為生產動力,更像神農「嚐(現代化和現代性)百草」,把異質性和化、消化和同化,化毒素為營養。

七十年代他思維和文筆的clarity, 除了因他的intellectuality and honesty,也因把問題、議題和課題限制在可控可處理的restricted範圍內(在香港學術界已是很宏觀),variable和scope因較少而明確準繩,又抓緊「我與他者」關注點,進退之間玩起邏輯得心應手。近二三十年,他沒有把百年間Marxism和新左的Total Man放進東方、香港和中國的千百年contexts中, 再回頭看香港和中國社會及中港關係,沒有像他談新左思潮那樣「一句通(天)」的篇章。

 

【七】

曾澍基《光暗時空--短篇藝文集》的扉頁上說:自少「個人自由跟群體共存的矛盾草植心間」。中國問題正是一個完整、頑強古文明怎樣解構和重構「個人自由與群體共存」的holistic人文形態的人類共同問題。

由個人到任何皇朝/民族/文化結構轉型/蛻變/崛起,都是撕心瀝血的生死經歷,如足夠龐大,必如「地牛翻身」,震撼遠遠近近。近世案例是德國和日本,當代是十四、五億伊斯蘭教世界、印度和俄國。

中國五四時一統權力控制崩坍,文化控制大解體,開始全面、深入認識「中國、世界」問題、課題和主題,「救亡/集體主義」(陳獨秀)與「(資本主義)民主/個體性及自由主義」(胡適)兩難全,中共以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實質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統一「救亡/集體主義」與「民主自由」的矛盾,形成共產主義的集體自由民主,參與救亡和成功奪權。毛澤東診對症、用錯藥、動錯手術,單元單一制走向單向單邊極端,能「馬上得天下」、未能「下馬治天下」,迄今鄧江胡習都不願/轉不了身;開放改革創出奇跡後,十多年出現「先統一、後(不)現代化」狹隘極左唯心思潮,復辟天朝大漢沙文主義,以之介定「香港、中國、世界」的「問題、課題和主題」。2004年《白皮書》就是這個指導思想下的產物。

中國有一個香港(和台灣),提供一個對內對外的參照、路向和標準,以較低代價,趨近現代的「個人自由與群體共存」的holistic人文形態。

香港價值不單是在經濟金融、行政管治上的價值(肯定之後怎應用和採用仍是大問題)。中國必須明白、感悟和接受香港的總體先進性--趨近現代的「個人自由與群體共存」的holistic人文形態。中國必須明白、感悟和肯定中國的傳統單元人治專政政經、社會及文化單一制須重構「個人自由與群體共存」的holistic人文形態,今日香港的中西文明雜種怪胎正好是個正反兼備的參照,從中辨識中、西與香港如何去蕪存菁,走向現代和世界。

為香港、中國和世界,中國必須正視、肯定香港的holistic entity及其對中國的價值,與此相關連的是正視、肯定西方及其現代性,與此相關連的是正視中國文化的不足與補現代課,與此相關連的是中國、中國社會、中國人、中國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成為世界和平共存、可敬的一員。

大方向上,這是回歸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救國現代化」的「胡適正軌」(方向上國民黨在台灣在美國指導下走上這個路向)。中國二百年走不上,如今似「返祖」,不願走、不屑走,要「走自己路」、復興「五千年中國模式」。香港能中國所不能,百多年前走向、慢慢初步完成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加上法治人權)的「胡適正軌」,因而受中國以傾國之力「懲罰」。

國際關係而言,全世界正等著中國會怎樣,從過去幾十年中國怎樣認定和對待香港這「(類)他者」,或可窺見中國往下幾十年怎樣認定和對待世界(各國)這「他者」。

亞洲會不會像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各族、文化和宗教在知識和科技、經濟和軍事長足進步後,集體主義政治政體沒相應多元化自由化,新舊權力體制合謀聯盟,形成新的「唯我、無他者、以我為主」唯心單元思維單一制,運用新生知識和科技、經濟和軍事而釀內外巨災?

這些事,中國百年梳理來梳理去梳理不了idea,現在又似把彎路當直路、直路當邪路。我們這一代一二十年間大概都不可做到什麼的,但為以後一二代香港、中國和世界謀,做點總比沒做好,說不定什麼時候有意無意間可以發揮點神奇作用。

純從學術而言,這真是無邊的寶山,可產出的學術論文千百計;但已沒有「青年曾澍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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