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澍基與香港左翼政治

盧荻

曾澍基溘然離世,令人神傷。

今日人們所認識的曾基,大抵是一個專業學者、“沈悶科學”(經濟學)的大學教授,以研究宏觀經濟和滙率制度聞名。然而,在1970年代的後半期和整個1980年代,我們這些學生組織中人所認識的,卻是政治的曾基、學運前輩、社會派領袖、香港新左翼的理論家。

我在入大學前夕剛好讀了《香港與中國之間》,首次見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香港、中國的政治經濟分析,深感震撼。當時也就埋下了懷疑的種子,懷疑在香港的左翼各種流派,包括托派、毛派、無政府主義者、前紅衛兵、極左派等等,是否一如喋喋不休地宣道“自由世界政治”(現在叫做“普世價值政治”)的右派或宣道“上主的公義”的教徒信衆那樣,立場有餘分析不足?後來再讀到《巨龍口裏的明珠》和《五星旗下的香港》,在進步立場上和透視歷史中宣揚民主回歸論,這是我所認同的,種子也就發芽了,跟那些成立“香港公社”之類的革命立場拉開了距離(而當時還見到有極右港獨派卻歡迎這種立場)。

大學初期,我的時間大都耗在文社,主要興趣是文學和文化話題,所以喜愛《文化新潮》,欽佩曾基的文化論述,包括理論文章和反資反殖抗拒異化的文化、生活短評。後來做學生報才回到政治經濟問題。讀《左翼評論》,其中印象最深刻是論“中國社會主義歷程的轉折”一文以及有關“資産階級法權”的討論,自此對文革的性質心存疑惑,這在輿論一律妖魔化的氛圍中十分難得。當時,在學術研究層面,哈佛學者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那種高層權鬥的視角流行;後來有一次有位朋友在學習討論會上以這種視角分析評論,我就是因此提出質疑,提出是否應該從整體社會、歷史演化、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評論。

畢業了,我做新聞記者時偶爾也有采訪曾基,更多的接觸是在私人層面。那時我們一群人組成了讀書班,或更確切是讀報班,大量閱讀各種中國報紙,包括十分細微的行業和地方信息報章,這是類似於實地調查爲本的研究方法;曾基偶有參與,每次都能給我們提供理論洞見。當時我們幾個讀經濟學專業的,因爲厭倦了新古典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卻又期望留在這個專業當學者,都是以成功晉身學院卻仍能保留革命風格的曾基爲偶像。

這同一群人後來還組織了一個經濟人類學讀書班。在很不平靜的1988年,就是這樣一邊啃著社會研究理論,一邊密切追蹤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動態,同時在報章上發表了好些分析和評論文章,參與了好些熱門話題的爭論。當然待到1989年之後這群人就星散了,不僅是研究經濟的與文化研究的分化了,更是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分化了。歸根究底就是中國和世界巨變使得(“普世價值政治”式的)香港本土主義冒起成爲主流,民主回歸論愈來愈不見容於香港的政治氛圍,一直演化到今天幾乎被香港學運社運界唾棄了,而曾基甚至被貼上“政治上變得保守”的標誌。

那麽,民主回歸論究竟是什麽意思?意味著怎麽樣的政治實踐?

早在1982年,曾基是這樣說的:“我認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也希望見到香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直接參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換言之,在筆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所以,民主回歸論被唾棄,一個可能性是因爲放棄了(甚至是轉到了反對)社會主義立場;當年讀報讀書班一位朋友、今日的文化研究學者、致力於建構香港人的主體性的,就是明確地說在中國在香港社會主義是“已經破滅了的神話”,由此失悔於當年的主張民主回歸論。

在1994年,在“六四風波被騎劫。蘇聯東歐潰散,歷史終結論泛於全球”(陳文鴻語)的政治氛圍中,民主抗共論席捲香港政治,曾基的回應是:“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這是強調香港的發展,必須也只能與整體中國共甘苦,以及沒有歷史視野的、神學式的理論指導下的“普世價值政治”的偏頗。時至今日,民主抗共變成了民主抗中,左翼各個流派只是跟在本土主義勢力,甚至是港獨右派的後面搖旗呐喊。有一位當年的社會派鬥士、曾基的戰友,就是乾脆地將歷史(尤其是中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包圍這個事實)說成爲幻覺,同樣失悔於當年的主張民主回歸論。

對曾基而言,民主回歸論逐漸爲民主抗共論、甚至民主抗中論所替代,意味著直接的政治活動離他愈來愈遠,也意味著需要更具體地分析“國情”的歷史複雜性、以及更細致地闡釋民主回歸論的實踐策略。

離開直接政治活動的起始,是他在1993年退出了滙點。滙點是他當初參與創辦的政治團體,一直是民主回歸論的大本營,卻在新的政治氛圍中轉而決定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這種由殖民地當局在臨撤退時實施的政改,必然蒙上“普世價值政治”的色彩,與曾基所認同的中國-香港互動建設社會主義、詳加考慮“國情”同甘苦的民主回歸論,可說是南轅北轍;而他在團體內部對此大力反對無效,正是香港政治潮流轉變的反映。

我在前年寫了一篇短文《逝去的社會派》,其中有這麽一段:“然而它(指社會派)當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隔絕了歷史的社會,當它必須提出‘民主回歸’口號時,也就是無可避免要面對歷史了。當它將口號付諸實踐而處處碰壁時,對歷史的不同理解就終於導致灰飛煙滅的結局。今天香港已經見不到作爲思潮的社會派的蹤迹了,其代表人物中最能保持戰鬥力的,卻被困於中國視野與香港情懷的對立,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風潮、香港與內地經濟社會融合的爭議(尤其是保釣運動中針鋒相對),徹底反目。還有在這個對立中苦思冥想,借助辯證思維尋求突圍的,卻已經從各方面看都是邊緣化了。”

曾基在讀了這篇短文之後只是歎息一聲“逝去的終究逝去”。然而逝去之後還得面對未來,直至晚近他還是堅持民主回歸論,不僅是因爲它的現實性,更是因爲它的合理性。對待歷史容許不同的理解,但是左翼的政治實踐必須牢記自己的本原,不是神學式的信念,而是具體的現實分析,就正如曾基所說的:“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或許可以說,曾基其實也並不在意於離開了直接的政治活動,畢竟“普世價值政治”今日泛濫於全球,在自1950年代以來,始終處於冷戰前線的香港更是絕對的主流。他的堅持民主回歸論、以至立場相近的人們今日仍然堅持,就猶如堂吉诃德對抗風車,要旨不在於成敗、功利,而在於認定對錯堅持下去,愚公移山式地堅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曾澍基與香港左翼政治”。作爲他的學生和朋友,謹以此文爲紀念,以及接過他的負擔,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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