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爭行動到理論實踐 懷念良師益友曾澍基

鄭毓盛

  對我們那些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人來說,曾澍基可算是個偶像級人物。他在學運火紅年代帶領社會派與國粹派交鋒的事迹,廣泛流傳。他所寫的文章,直接和間接啟蒙了很多組織中人。後來我成為他的碩士生,滿心歡喜。能夠和他共事二十年,在很多研究項目緊密合作,也是一種榮幸。

曾澍基雖是個風雲人物,待人接物卻沒有架子。無論與他是否熟絡,同事或學生,稱呼他一聲曾基,他一樣友善回應。他雖然出鏡不多,但知名度很高,那是因為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颳到香港,他在關鍵時刻,指出聯繫匯率制度的漏洞,提出改善建議並得到採納,成為拯救香港金融體系的英雄。知道他的歷史,以及關心經濟社會政策的人,都會知道他遠遠不只是金融專家,而是一個從抗爭行動轉到理論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

不只是金融專家

我大概在八四年開始看到曾基的文章。那時的學生組織有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傳統,也有理想主義傾向,一起研讀香港社運史、中國當代史和馬列毛思想等等,幾乎是每屆幹事例必舉行的活動。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史實很容易,明白馬克思如何批判資本主義,甚至用上有關術語批判香港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公也不算困難。但看到曾基的《香港與中國之間》和《巨龍口裏的明珠》,卻被帶進全新的思想領域。他示範如何活用非官方版本的唯物史觀,具體分析中國和香港問題。他考察香港資本主義所處階段的特性,解構特殊的殖民地形態,大膽地展開香港階級分析。而林彪之死、毛周的逝去、四人幫被捕等等,引發他思考的,不是宮廷權力鬥爭的故事會怎樣發展,而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前途和如何改革的 問題。那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熱情和冷靜分析歷史現實的智慧,洋溢於字裏行間。我那時驚覺社會派原來不只關心本土社會問題,而是極度關注中國的發展。香港和中國,都不是理想社會,都需要變革,但兩者歷史命運不可能分割,也是後來他鼓吹民主回歸的基礎。

我們主修經濟學的,對曾基另一面的發展又有特殊興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他開始更用心鑽研經濟學,並且有意識地引介後凱恩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宏觀經濟學等互有淵源的理論,並用之於分析香港經濟。這些經濟學理論,與我們在中大課堂所學的主流經濟學大相逕庭,思想衝擊強烈。大部分經濟學教科書所介紹的,大體而言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對調配資源的好處,只是在處理公共產品以及出現界外效應等「市場失效」的情况,政府才應該干預。而政府干預是例外情况,不是常態。這些理論可謂中庸而偏右。那時候港大的張五常,大力追捧芝加哥學派佛利民的思想,強調政府胡亂干預帶來的「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糟糕。「高斯定律」也受到廣泛宣傳;張五常相信即使有界外效應 ,政府也不必干預,清楚界定產權便可達至最高效率。至於香港政府,管治理念是「積極不干預」,經常以維護自由市場為由,拒絕任何形式的干預。

掙脫主流意識形態

曾基獨樹一幟,寫了一系列短小文章(後來收錄在《香港政治經濟學》),時而引用經濟大師的理論,時而引用日常生活或電視劇的小故事,說明自由市場的局限﹕市場經濟裏的個體,經常做瑣碎、邊緣和分割的決定,很難保證總體上是最佳效果。微觀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力量推動轉移結構轉型的不確定性,放任政策可能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惡果等,都是核心關注。市場經濟中經常出現供需失衡,主流經濟學視之為邁向市場均衡的過程,但他卻經常指出,這可能是由一個非均衡點(disequilibrium)走向另一個非均衡點而已。

姑且撇開哪一個學派更合理的問題不談,曾基在強大的官學一統的意識形態中,掙脫主流,足見他獨立思辨能力之強。在歐美的學術世界,本來就是百家爭鳴,多派林立。香港卻有強大的官學勢力,把自由主義經濟學等同為經濟學的全部,很不健康。人人都知道佛利民寫了本Free to Choose,宣揚自由市場,曾基卻介紹我們看Free to Lose,那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來解釋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剝削,作者John Roemer (目前在耶魯大學)是在主流經濟學頂尖的數理型期刊《Econometrica》發表了剝削和階級理論,再簡化成小書的。香港幾乎無人提過。

重視歷史和現實的分析

曾基最後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都不重要。他的文章有說服力和吸引力,除了表達技巧非常好之外,是它更重視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互動。戰後香港經濟的成功,不少人歸因於自由經濟,他卻能指出那是種種歷史因素,把資本和勞動力源源不絕推向香港,造就經濟繁榮。所謂資本主義也有不同形態,香港六七十年代就出現資本集中的過程,踏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主流的經濟學裏只有統一同質的勞工市場,以及沒有人格身份的資本和信貸市場,他卻分析香港地產資本集中後如何向其產業轉化和滲透。

經濟學這二三十年有很多新發展,修補舊理論的很多缺陷,各學派的界線也有點模糊。今天看來,曾基當年很多文章的「理論包裝」十分樸素,但應用到香港和中國現實卻是原創的,充滿洞見。這些早期的關注,令他保留了獨有的觸覺,一直能透視香港的關鍵問題。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出現新一輪製造業北移的浪潮,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幾乎被吸乾。他在九三年開始警告,香港大有走向「曼哈頓化」(Manhattanization)的趨勢,但在一國兩制下,中港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特別是人口)流動,單搞金融中心很難為幾百萬人提供充分就業,香港可能陷於「二元經濟」的困擾——世界級的金融專業部門和低技術、低收入部門並存。他又不斷警告,向地產傾斜的經濟結構及泡沫,隨時引發危機。印象很深的是,他在九七年接受《新聞透視》訪問時,說過擔心香港房地產會一直炒到回歸,然後出現「年初一效應」,即熱鬧的年三十晚過後,翌日滿街蕭條的景况。房地產泡沫不久之後就爆破,負資產成為常用詞。後來,他提出了優化二元經濟的意見,鼓吹政、商、學要組成「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製造新的火車頭。

 

另一例子是香港的壟斷問題。他從七十年代提出關注,九十年代進入消委會大力推動,到政府終於成立競爭事務委員會,並於去年委任他成為委員,整個過程可以看到曾基的遠見和不懈努力的成果。

曾基八月十六日離世,令人惋惜,懷念不已。他一生的貢獻,被充分肯定。我為他做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他臨近退休的時候,鼓勵他上臉書,並在我的辦公室示範怎樣開戶。這幾年他很享受在網絡世界跟新舊朋友和「粉絲」交往,也為我們留下更多的說話和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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